葬我于故乡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对于这些锯齿状器的实验分析,依据其齿刃易碎的情况,我们觉得它不像是一种锯木头的工具,似乎更适于收割草本植物。——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愚以为简文在这里是一字为释,是用一个“不字对于《小明》之诗进行评论的。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新出清华简《皇门》所记,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因此,《国朝理学备考》实为鄗鼎未完之书,故而字里行间,每每可见其子翷所作续补。
  “那块地就是我的。同年八月,为罗致人才,稳定统治,清廷下令复举乡试,来年二月再行会试。”老兵骄傲地说。将此文明之元气,以统摄全球,运转地轴,固绰绰然有余裕也。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28]这些刊物的关注点在于中国人的体质、疾病和环境卫生状况,内中有不少有关当时包括水环境在内的中国环境卫生的信息。
  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正是他的学生印顺法师后来所说: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春秋》一切不书主,书蔡侯者,甚恶蔡也。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该项研究的一个新认识是,汾河流水对各地点石制品进行过明显的搬运和分选,因此自上游至下游,诸地点的石制品显示有自上而下变小的趋势。
  “没有不想家的。据《贤者喜宴》《红史》等藏文古籍记载,在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代,雅隆河谷已能“烧木为炭;炼矿石而为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制作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犁地耦耕,垦草原平滩而为田亩……由耕种而得谷物即始于此时”[75],农业已有较高的发展水平。”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见文王之先郊而后伐也。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这种厚今薄古,学以经世的史学思想,在他晚年所写《浙东学术》篇中,得到了集中阐发。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这种说法,固然与《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书经》所说‘天工人其代之’,同一含义,但在耶稣说来,乃是依照他自己的直觉,述说他自己的践履,就格外觉得亲切而恳挚,与空谈的理论不同了。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值得一提的是,被动性抢救发掘的弊端已开始被正视,某些地区已采取了相应措施。“想家。(一)上博简《诗论》对于《鸠》的评析”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周礼·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郑注“终葵,椎也。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46][苏]B. N.沙里尼特:《古代巴克特里亚的铜镜》,《苏联考古学》1981年第1期。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传:“纯束犹包之也。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第二年,汤斌又从京中致书黄宗羲,据云:“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不可否认,文字释读对于重建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但是,大量的藏文文献中记载这一传说本身,就意味着于阗与古代西藏之间关系非同一般。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援庵老师教课从来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他考虑要设置一个使同学自己动手,能自己查书,找材料,判断史料正误,斟酌取舍,提高写作能力的课程,要使同学学完一个课,达到能够自己搜集资料、考据是非、组织文章。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关于衅钟之事,赵注:“新铸钟,杀牲以血涂其衅郄,因以祭之,曰衅。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把颜学与经学考据沟通的结果,使他不自觉地步入了考据学的门槛,从而改变了颜学的本来面貌。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至八月一日犯房南第三星,自后行度稍增,乃在南北,若避离心宿之行。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201]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第141—142页。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术艺之士”既从全国各地征辟而来,自然是指那些谙熟天文玄象的伎术人员了。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由以上所举诸例可见,自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清高宗在经筵讲学中的立异朱子,实非一偶然现象。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不过仅仅表明传统并非停滞,对于探究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传统与近代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现代世界的基本思想和秩序有着明显的西方印记也无可否认,因此,重要的其实不仅仅是指出传统并非停滞与僵化,而是要通过具体的案例表明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传统与现代是如何榫接的,在榫接的过程中,传统以及中国传统自身变动的意义何在。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仅仅是在描写佛一生重大事件与采用多幅连续画面表现佛陀其他事迹这两种手法相结合方面,我们还能够观察到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某些比较微妙的相同之点。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栉文早期为偶发驯化阶段,栉文中期与晚期被归为专门驯化阶段,无文早期水稻栽培的出现标志着农业驯化开始[155]。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88]高秉涵因为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至于陆陇其故世后,其弟子吴光酉辑《陆稼书先生年谱定本》所记,康熙十七年十月,谱主曾在京中听翰林院学士叶方蔼“言黄太冲《学案》,嫌其论吴康斋附石亨事,不辨其诬,而以为妙用,不可训。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父兄、母姐。贤者识大,不贤识小,道苟在人,何分扃途。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二、崩溃的机制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四年闰二月二日,太常寺“请以阏伯从祀离明殿,又请增阏伯位”。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所以耶稣一生的事业,就是要改革宗教。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戴季陶先生对于当时中国佛教之破败状况有着深重的忧虑。
  高秉涵成了菏泽同乡的中心人物佛学在文化上,占最高底地位,它究竟是哲学呢、宗教呢、科学呢?甲说是哲学,乙说是科学,丙说是宗教,议论纷纭,是皆不懂佛学而下武断的言论;为向来未决之悬案。这些一辈子都未忘记乡音的菏泽人频繁地聚会,只不过,他们的话题屈指可数:家乡的样子,逃难的经历。他日语薛侃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来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每次都听同样的事情”。以史学为导向的考古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它的道德价值取向;第二是它的研究特点是关注个案的记载,而非抽象的历史概括;第三是它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之内,体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1]。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总是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讲起小时候在乡间犁地,和父亲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鹌鹑,讲起老家的风俗“压床”。正是参照了日本佛教学校和基督教学校课程,因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释氏学堂内班课程》。
  当然,还有许多逃难路上的故事。”[192]显然,在对天文玄象的控制上,后周完全继承了《唐律》和大历二年《图谶制》的基本规定。
  厦门海岸上的一个秋夜,中秋节刚刚过去,“月光很亮”。程观心认为,这种积极救世的精神,正是佛教所具有的。高秉涵和海滩上成千上万人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前来带他们到海峡另一边的船。本章的具体内容包括:一、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教育体制的现代化探索中,教会学校如何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如何积极开展中国文化教育实践;二、以武昌佛学院为例,说明在现代佛教革新运动中的现代中国佛教界如何自觉吸收和借鉴基督宗教兴办文化教育的历史经验,而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形态的佛教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形式;三、以辅仁大学为例,说明在新文化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大力推动之下的中国化浪潮当中,基督宗教如何逐渐调整自己的文化传教和教育传教方式,从而创立新型的由中国人领导的现代基督宗教文化教育形式,进而确立了现代教会教育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突出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天还没亮,两艘登陆艇悄悄地靠岸,逃难的人们“像流水一样疯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离岸的稻草。朱全忠怀疑昭宗“俳佪俟变”,实指于此。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男孩,只能跟着人流向前挤,一开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变成了“在被踩死的尸体上跑”。东垣中段从北段的角楼开始,延伸至中央碉楼,长约4米。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枪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着他登船。”([日]田中次郎:『山東概觀』,遞信大臣官房経理科1915年版,第99頁)清末编纂的《天津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天已大亮,当他在最后一刻挤上船时,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硝烟和血雾弥漫在一起。南亚民族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黑光陶制作的一个实例。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绝望地哭喊着,有的拿起枪向船上扫射。不仅如此,通过与萨迦王朝的特殊关系,其后朋德衮的长子、次子还直接前往汉地朝觐元皇室,并得到其册封,更是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原中央王朝的联系。舱门关闭,将正在那里的难民拦腰夹断。总之,我们所见到的前人关于《鸠》的主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美刺说、“祝婚说和“慎独说三种。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将尸体和残肢不断地扔进海中。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
  当登陆艇离去时,海水变成了猩红色。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高秉涵站在船舱盖子上,那里到处是人,甚至连蹲下的空间也没有,空气中飘荡着“火药和血的味道”。与此同时,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杂。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当然,《说文》亦训眉字谓“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但就《说文》训释而言,眉字无“目不明之意,而“眊字则正有此训。但是,当时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样一个充满诀别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不明,国殃”,实际上也有反馈帝王政治的特别功能,而这正是统治者对北斗七星顶礼膜拜的根本原因。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才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125]陈垣:《〈罪言〉序》。仅仅半个月之前,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虽然,今之史学,则既已获有新领土。
  “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这种秩序的构建伴随着星官神位的高低而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状,大致按照天(昊天上帝)——帝(五方帝)——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官的顺序排列。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近代身体的生成主要是指,今天习以为常且与传统不同的有关身体的认知、身体行为与感觉是如何出现以及被普遍接受的过程。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治平三年(1066)三月,英宗《水灾星变令提转体量冤狱民间疾苦诏》云:“凡狱讼称冤,调役频冗,鳏寡孤独之在下,死亡贫苦之可嗟,分命省巡,曲加矜恤。上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宗羲闻讯,秘密赶往鄞县,与高斗魁等合谋,于行刑当日将宗炎救出。1982年,她终于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找机会回到菏泽。周太史儋的谶语见于《史记》和《汉书》。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她发现,武丁和他的王后妇妌葬于洹河以北的西北冈规格最高的王室墓地,妇妌的墓穴有一条墓道。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汉藏教理院的观中和同灵、绵阳佛学社的慧栋、广东高城的澄真、广西的道安等,海内外的在家居士康寄遥、心丰、敬之等,还有教外各界、包括基督教界的谢扶雅、田汉等,更有佛教领袖太虚,他们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纷纷向《狮子吼月刊》寄来稿件。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60]陈耀东:《夏鲁寺——元官式建筑在西藏地区的珍遗》,《文物》1994年第5期。许多人脸上神情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99]认为“最近于神圣不可侵,宜莫如科学”,而不是神学、偶像。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三只、山楂和红枣各五粒”。[169]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武者小路等所理想的天堂是新村,我们所理想的天堂是少年中国。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如相对保守的《真光》杂志就曾发表崔爱光先生的文章,该文说: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正是出自同样的原因,所以继陆王著述之后,他所依次罗列的明体类著述,便是王畿的《龙谿集》、罗汝芳的《近溪集》、杨简的《慈湖集》和陈献章的《白沙集》。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读者文摘,2021年,最新,下载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在古代和现代的原始部落中,人们通过巫的帮助来与神灵、祖先沟通以及治疗病痛,因此控制着这种通天手段和特殊知识的人,是真正执掌权力的统治者。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原始社会的迷信、神话和巫术被现代社会所轻视,但却为当时社会的必然。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不管怎样,应可以看到,这一波出现于18世纪后半期的鼠疫,为清代第一波鼠疫流行,其一直延续到嘉道时期。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78]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42页。最后,高秉涵又给他分了一汤匙。当然,虑囚中的关注对象绝不仅限于死刑犯,还有流罪以下囚徒,他们或者如开成二年“并释放”,或者如开成三年“递减一等”。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乡们脸上“又得意又哀伤”的表情,让高秉涵终生难忘。但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
  这个“分土人”,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同样在那个保险箱里的,还有他和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金饰。正如林语堂逝世后台湾《联合报》的社论所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而且也公认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而另一匙泥土,则被倒进了茶壶,加满开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个星期才喝完”。郑笺:“民所执持有常道。
  这些带着“故乡味儿”的泥土,其实“没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边喝一边哭,“流出的眼泪比喝进去的泥水还要多许多”。读者文摘,2021年,最新,下载
  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当年,逃难路上连绵的战火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由于没有注意到泥河湾石器地点的有些地层是倾斜的,这样的纯水平发掘还是存在瑕疵,因此,水平揭露的操作过程不应刻板地遵循水平原则和规定厚度下掘,而必须随时做仔细观察和灵活调整,按照沉积的规律和原始地面的走向做逐层的揭露。但是,一些东西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南华第二小学毕业证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以及“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传说的圣王如伏羲、女娲、神农,以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无不是人们记忆中的最伟岸的英雄。
  这几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尽管褪色发黄,却仍旧珍贵无比。请看晏婴与齐景公的对话:除此之外,故乡留给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记忆。其中尤以《日知录》影响最大,堪称不朽。当他发现“反攻”无望,便开始拼命地要记住过去的每一个片段,并将家乡的每一点细节都写在日记本中:“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他们联合撰文,以汉代星变为由和丞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揭示了天文灾变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
  他的家乡,就建筑在无数条细枝末节的记录之上。希尔(J.N. Hill)等认为,复杂化主要是指一个文化系统从其组织结构异质性看其内部的差别程度——如不同的居址类型、职业分工、群体、等级地位和技术等变量。如今看来,它们大部分都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四年三月,先是陕西学政嵩寿奏:“请于《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他写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也记下了大豆、麦子、高粱、谷子,至于棉花,则“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为了适应这种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的流动生活,适应放牧、骑马的需要,一般来讲,原始居民们也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制陶工业上倾注大量精力,陶器讲究实用、廉价(因为这种流动性会使得陶器的破损程度、频率均大大加强),因而,遗址晚期出土陶器趋于粗陋、简单的现象,大致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就连家里的小狗也被记录在册,“额头上有一道白线,名叫‘花脸儿’”。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图中的世俗人物。当然,还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树、一眼井和村西边的一座小庙。莫知(智)于人,郭店楚简《语丛》一第七简谓“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都是这种观念的表达。
  “拼命地记,就好像给我家照相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仲弓问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老人比划着,“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23]其中设有卫生局,引入了卫生警察制度、城市粪秽处理机制和防疫检疫制度等近代卫生行政制度。
  这样的7本日记,被他周围的菏泽同乡视为珍宝,每当想家的时候,总会向他借来看看。此状的撰写时间,池田温考为开元九年(721)七月。日记被来回传阅,直到翻得卷边儿、掉页。我们知道,太微垣是古代对中宫(北极附近的星空)星区的划分,此星区横跨辰巳午三宫,约占天空六十三度的范围,大抵相当于室女、狮子和后发等星座的一部分。
  199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家储藏日记的地下室。彭金章和晓田根据文献中有关“盘庚渡河南”“河南偃师为西亳”等记载,认为安阳小屯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商王武丁时期,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26]。日记毁了,但记忆还在。保存石窟十余座,仅在其中一座石窟内发现绘有壁画,内容有密教曼荼罗、高师、主尊像等,壁画年代的下限在13—14世纪前后,已有调查简报公布(图5-17)。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终于踏上回乡的路。墨西哥奥尔梅克酋邦在拉文塔(La Venta)矗立起巨大的石雕人头像、复活节岛的酋邦雕刻了900到1 000具巨大的石像。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所谓“近义,即因为其符合礼俗而近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见李逸友、魏坚主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胡适在文中还特别针对《左传》中所说的三种不朽,即(1)立德的不朽,(2)立功的不朽,(3)立言的不朽,他指出,这些不朽固然很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另一部著作《中国の天文历法》[103]论述了西汉至明清时期历法的编纂、改革、颁行以及相关的节气、置闰方法。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而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界还是倾向于强调独立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他找到了小时候和自己一起捉萤火虫的玩伴“粪叉子”,可是粪叉子也老了,“弓着腰,拄着拐杖,走路很慢”。第一次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实际上也并未在全区展开,而是选择了一些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某种意义上仍具有试点的性质。就连棉花的开花时令,也向后延迟了两个节气。自从商代的史实因殷墟发掘而被确立为信史之后,论证夏的真实性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更何况,这里再没有他的母亲和姐弟了。但须知又一方面,学校教育不只是予人以知识和技能,更是要培养青年的道德,养成他健全的人格。
  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他的高足福善就明确地指出:“社长大师顷于《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一文里,特别启示了我们两点:‘一种我们是中国人,当如何在新中国的文化思潮中而昌明佛教思想。
  “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高秉涵总是不能忘记那个清晨,他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所有家里的家伙,就是连炕席,迟个三四天,亦要拿到院里晒一晒……[100]
  那是1948年,山东菏泽正处于国共两党的“拉锯区”。次年,胡适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指出他的宗教观念就是不朽观念,但是他“宗教家往往说灵魂不灭,死后须受末日的裁判:做好事的享受天国天堂的快乐,做恶事的要受地狱的苦痛。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候“不是共产党回来了,杀了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回来了,杀了共产党”。加以他有饮酒的嗜好,久而久之自然也要伤害身体。在这块被反复争夺的土地上,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于是,彩陶和素面加砂陶往往有不同的形制和制作方法,彩陶一般是用做储存或食用器皿,因为不用于炊煮而多为泥质陶,而炊煮器多为夹砂的素面陶。母亲宋书玉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国民党。但同时亦不可忘记了“现代”二字,故对于欧美的现代科学文化,也要适可的选择采用,方可以造成现代中国。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为了不让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也死于非命,决定将他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其意是说,安史胁从若能归顺投降,朝廷都宽大处理,甚至叛军首领史思明“束手来款”,唐王朝仍然加封爵位,即往不咎。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43] 具体可参见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Redwood C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日]飯島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2000年。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过过团圆日子。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会上通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议决案》,“第一条,请求政府制定严密之学校注册条例,使全国学校有所遵守。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241]转引自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76页。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社会生物学界强调性别差异的遗传说,而社会学家则怀疑性别差异的遗传作用,倾向于将所有现在人类行为的性别差异看作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我们知道西方的武力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两个很大的魔王,他们的势力必须根本铲除才行。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9] (明)张介宾著,赵立勋主校:《景岳全书》卷13《瘟疫·避疫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164]中心人物左侧的第一人,“可能是一位来自斯丕提(即斯丕特)或古格王国另一地区的人物,数名喇嘛围坐在其周围”,他认为这些喇嘛可能表现的是古格王国早期强曲沃重修塔波寺时参加集会的僧人,“与画面中的其它人物一样,僧人们的肤色各有所异,白、棕、红色都有,这可能是壁画的作者意欲借此表明强曲沃的势力或影响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理范围”。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一是由城市附近的农民或城里的拾粪草者捡走一部分可以用作肥料的垃圾。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189]参见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紧紧跟着国民党部队。第三,城内有寺庙、民居,形成将城堡、庙宇、居民区融为一体的城堡类型。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82) 说见《左传·文公元年》、《左传·文公二年》孔疏。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它的表现不会很充实,直到所有国家、民族都能尽其贡献。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拣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因此,只要保持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就会看到众多平时不易察觉或察觉了但不会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进而就可以利用因为灾难而引发的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关注力,而着力加以弥补。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又《新唐书·地理志》载:“皇城长千八百一十七步,广千三百七十八步,周四千九百三十步,其崇三丈七尺,曲折以象南宫垣,名曰太微城。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356],中国佛教界也迅速做出反应。”但他身上只背着一个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诗人既为猗娜多姿的苌楚高兴,也为自己如苌楚般的际遇高兴,自己有相知的朋友,有家室和宗族可资凭依。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综上所述,用近东植物材料对广谱革命理论进行检验产生了两方面的挑战。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历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的窠臼。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进而,他从唯识学的四分说入手,即唯识之识包括相见(物质)、见分(精神)、自证分和证自证分四种,自证分即是心,识心自体,自心真实证明,而证自证分为一元,总含诸法。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卷10《百源学案》下,黄宗羲于著录高攀龙评邵雍学术“如空中楼阁之语后,有按语云:“康节反为数学所掩,而康节数学,《观物外篇》发明大旨。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最低层次的遗址由400个以上不到200人的“小村”组成。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实施巫术而求雨的另一种方式是作土龙。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太史儋于周烈王二年(前374年)以周王朝使臣的身份至秦国,向秦献公进献谶语。“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康熙十二年,宗羲母八十寿辰,移居河南辉县的著名学者孙奇逢,寄来所著《理学宗传》一部,以作庆贺。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这种归纳研究的方法,为尔后学者普遍采用,如崔述的《考信录》、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皆是。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在2002年的发掘中,又出土了动物骨骼4755块(件),经鉴定共有16个种属,与此前发现的动物种属相比较,有狐、藏原羊、喜马拉雅旱獭、兔、狍共5个品种是相同的,新发现的品种则有马麝、藏羚、白唇鹿、赤麂、苏门羚、藏马鸡、白臀鹿、岩羊、水鹿、马熊等,均为野生种类,未见有饲养动物和牧养动物种类。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文翁治化而兼安定师法,所关于学术兴替甚巨。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二)对全盘西化论与本位文化论的回应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玉裁再拜。“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特雷斯特曼(J.M. Treistman)指出,殷墟王陵大量用青壮年男子殉葬,常被作为商代属于奴隶社会的证据。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对于从早期到晚期狩猎经济一直是卡若遗址的主要经济部门的原因,李永宪提出来一个观点,认为粟这种作物实际上并不适宜于在高原环境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得到大的发展,所以卡若居民的扩增必须向自然界谋求其他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狩猎经济也就自然成为藏东山地史前生业模式的一个重要方向。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其中所表现出佛教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对于他们作为佛教徒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看得到,却回不去。如此,清洁的防疫效果似就更不无疑问了。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133] 《宋会要辑稿》第52册,瑞异二之三“日食”,第2083页。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这种态度和言论显然不是正常科学讨论所应有的。天快亮时,他到岸了。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88]张鹰、边多:《日土石窟壁画及岩画寻踪》,《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第4期。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俞伟超指出,这是因为“在马厂、齐家到辛店、寺洼、卡约的交替时期,经济类型发生了巨大变革,从而引起了文化面貌的巨变”[79],可谓独具慧眼。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465)孔子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奇的认识,所以他强调对于这一点“吾美之。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陈美东:《中国古星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从都兰墓地发掘出土遗物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具有吐蕃文化的浓烈色彩,另一方面却又带有中原汉文化强烈影响的痕迹。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再如郭店简《老子》甲本第1简“民利百伓(264),“伓读作倍。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超自然力量包括上帝、祖先和各方神祇(主管天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从“大处着眼,小处做起”,与爱国主义没有冲突,与孙先生排除宗族思想的狭隘之爱,从爱民族到爱世界的一贯思想,更为接近。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又岂有两不相容之理?总之,我们承认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而其本身又与哲学及科学同为不息的演进,自然有它永久存在的价值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60] 《东方杂志》第1卷第7期,1904年9月4日,第74-75页。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113)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又曰,冲星出,臣谋主,武卒发。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Charles Genoud and Takao Inoue Buddhist Wall-Painting of Ladakh Geneva: Olizane1981.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直到1810年1月,马士曼一封“友善而诚恳”的信才解除了他心中的疑惑。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2.“据占书以闻”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据传古格王国境内曾有过著名的“鲁巴”等制作铜像的工坊[65],那么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格王国时期铜像的铸造工艺水平,无疑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无可否认,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曾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当时在西藏从事考古工作的专门人才很少,学科基础也显薄弱。
  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于吉林辽源,她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帝之下移是其人格化加强和神力扩大的结果,这和殷末王权加强的趋势是一致的。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孔子论“时,多指时间、光阴、季节、时候等义,如:“使民以时、“行夏之时、“少之时,血气未定(478)等,可是孔子亦将时遇、时命的观念用“时字来表示。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好在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都坚持走自己探索出来的道路,直到他于1952年在道风山辞世。
  另一半骨灰,一定要回到菏泽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有人在20世纪初介绍英国的卫生科学时,附言感慨道: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二)《大雅·荡》篇解析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57]参见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国神学院1998年版,第216—219页。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337]《栖霞寺印楞禅师塔铭》,《制言》,第10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48] (清)桂馥著,赵智海点校:《札朴》卷10《滇游续笔·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2页。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天冲抱极泣帝前,血浊雾下天下冤。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但是,他未能也不可能跳出佛法出世的窠臼,以致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感叹“二百来年王气消,野人流泪话前朝。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帝以言者毁党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罢之。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11]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考古研究有不同层次的探索问题,一般来说就是六点,即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为何(why)和怎样(how)。他为孙女起名“佑菏”。往来步蹀躞,执棒为指麾。“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这个同心圆的内核,无疑是从西藏本土发展起来的土著居民集团。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首先,星占著作中,“木星入斗”的天象并不是帝王受命的象征意义。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64]”他喃喃地念道。其间的偶然所得及诸多失误,对今日及往后的年轻朋友,抑或不无些微助益。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星去其所,则有库开之祥也。”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对于“社会复杂化”(social complexity)这一概念,美国学者罗思曼(M.S. Rothman)认为,复杂化是指一个多村落社会中经济、管理和宗教相互依存关系所发生的一种量变和质变过程。


《葬我于故乡》作者:赵涵漠,本文摘自《看天下》2010年第30期,发表于2011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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