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低碳

  我极少把自己扯进这个族那个族,除了汉族以外,我不承认我还是别的什么族,当然,我说的不是民族问题,我说的是时下流行的各种细化的人群分类方式,比如御宅族、暴走族、考碗族、捏捏族……虽然曾经被归类为月光族,也差点就成为了啃老族,其实也确实算得上熬熬族,但我对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兴族群十分警惕,也见识过不少叶公好龙装模作样的家伙,生怕老大不小再附庸风雅或者故作姿态进了什么稀奇古怪的族。继而“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我第一次心动想加入某个族群,便是听起来非常引人入胜的——乐活族。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同奕、李鸿章等此呼彼应,无异向朝野发出信号,即可以有选择地向西学学习,具体地说,就是向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术。
  “健康、快乐,环保、可持续”,前两点我天生做得到,后两点我也没诚心破坏过。人们都把基督教当成西方侵略政策的工具,误解者多,而赞成者少”,“而且当时基督教受和约(即不平等条约)的保护,颇涉政治嫌疑,特别是1900年天主教神甫借和约(同上)过多地攫取特别利益与赔款,就更难免遭人猜忌了。我不吸烟、不喝酒、不开车、不打高尔夫、不乱扔电池……我不做的事还有很多。十月。我从来坚持纸张双面打印,主要是在单位培养的良好习惯;我不攒够一堆衣服不开洗衣机,当然跟懒惰不无关系;我上超市从来不买塑料袋,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不划算;我鲜少开空调,除了减排,也因为开了就觉得不舒服。那时建立了包括138 000个遗址的登记清单。但是不管怎么说,尽管有些并不是十分主观的原因,我还是勉强算得上低碳环保的。[38]我对自己的优点总是如数家珍,记得一清二楚,多年来靠表扬与自我表扬乐呵呵走着人生路。近伏见荧惑顺行,稍逼上相,实惧天谴,以致身灾。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几乎算得上清规戒律的低碳原则,还是有意无意地破坏过。人并不总是积极入世的,一旦遇到重大挫折,就需要精神上的特殊慰藉,这时候就免不了想到宗教。我从来没有打过更,却习惯了晚睡,白天经常发呆,晚上精神抖擞点灯工作;我热爱买衣服,所谓不必要的衣服,简直比必要的还多;我本来想自夸最近喜欢网上购物,减少了交通出行,却发现少上网少费电也是低碳原则。[19]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44《选举上·贤良方正》,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1页。我以为我多少还是沾着低碳的边的,却终于碰到了一个身体力行的低碳痴迷者,被踢出革命队伍了。当然,胡适家的女眷们也与中国各地的女眷一样,多半是信仰佛教的,他小时候甚至因为体弱多病而被母亲“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他取了一个法名“观”什么的。
  话说那位严于律己也并没宽以待人的低碳先锋是我同学的先生,此君原本不过一个平凡的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却在悲剧地被查出了脂肪肝后洗心革面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草食环保者。姚鼐甚至致书称戴震为“夫子,提出师从问学的请求,为震所婉拒。我去他家也就是他媳妇家吃饭,他严防死守不许媳妇把洗菜的水流开大,让等饭的大伙怀疑水滴石穿洗菜何时休。第二十二章 《清儒学案》之余波终于吃上了,这位仁兄又痛心疾首给大家讲解动物们临死的痛苦以及食肉对人的伤害,害得我们适得其反生出把他吃掉图个清静的吃人念头。1913年美国来华的著名基督教活动家,时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负责人的穆德(John R. Mott),为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促进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他召集在华各国差会领导人及部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号召各差会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于1918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实际调查,于1922年出版了两百万言的巨著《中华归主》。饭毕,他用心良苦劝我改骑自行车上班,宏观上伟大的理由是环保,私下的理由听来也设身处地为我盘算过——不仅不必操心油价,还可一箭双雕控制体重,既省钱又塑形,好像便宜都让我占了。这类呼声在随后响应这场运动的社会舆论中,却显得异常的集中。待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地回复他,我家住距东五环十公里的通州,坐从不堵车的地铁上班还需五十分钟,他不仅没觉得自己很荒诞,还继续自说自话,不刮风下雨还是没问题的,他如是说。”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我差点就被感动了,他多么爱地球啊,但是为啥他的前提是不管我死活,把我搭上,连公共交通工具都不让坐呢。[26]安德烈·比尔基埃:《家庭史——遥远的世界、古老的世界》(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先不说地铁五十分钟的道路,我要骑着自行车经过多少红灯停绿灯行,单说说那些狼烟四起的尾气,我就条件反射地咳嗽了。窟内壁画保存较为完好,主壁绘制有八尊禅坐佛像,其中左起第一尊身红色,左手作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应为释迦牟尼佛,第二尊身蓝色,左手持钵,右手施与愿印,应为药师佛,因此初步判断这八尊佛像为释迦牟尼佛与药师七佛;该壁顶端还绘有一排20尊大成就者、上师、金刚红瑜伽女和密教双身像等,其中五尊密教双身像及一尊金刚红瑜伽女位于正中。为了不伤害他坚持低碳,坚持宣讲低碳的感人生活态度,我只能也顺着他的思路说——尾气太猖獗了,我吸多了还得住院,要是手术的话,貌似无影灯也挺费电,我不该给医院添麻烦。于是汉学、宋学之外,又有旧学、新学之分。
  我没夸大什么,也不是在描述哪个特殊的人,这样的低碳先锋一年也认识了两个三个。[108]《莲花十架——艾香德博士与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透视——道风山基督教丛林通讯》,香港1997年夏,第2期,第1页。他们都是执着的,可爱的,对环保节能造福子孙也的确苍天可表,甚至我回想起他们一往情深爱环境的样子,都不得不承认,他们都做到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或许正是这几重因素的结合,使得中国社会在打开国门以后,并未出现日本长与专斋那样主动关注并积极引入西方近代卫生观念和制度的人。”但是,我还要加一句,他们也是有点矫枉过正的人。(53)一个国家的环境,不可能靠个别人的自我沉溺完成。中间墓室安放着一口镀金的银棺材,内装尸体。
  是的,全世界的气候都变得越来越古怪,我们的生存和健康都面临着挑战,如果依然熟视无睹地消耗这排放那,人类必然自取其辱甚至自取灭亡,那些灾难电影里的特效可能真会排山倒海扑面而来。二、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科学化宗教观其实,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低碳的时刻。木牍但好在,低碳并不是痛苦的。对于《隰有苌楚》一诗,后人往往从忧生之叹的角度来观察,自然会从中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低碳生活,其实也是一种良善的生活态度,面对这个给了我们很多恩惠的世界,我们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安分守己知恩图报。[191]《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上》,第6071页。对先人,对后者,也算是有个说得过去的交待。以时代先后为编纂次第,这是《清儒学案》的一个大原则,不过其间仍可变通,未可拘泥。于自己,持之以恒的、简朴的生活方式,或许会促进我们对于生活的觉醒和认知。翌年,这些国家果然发生了火灾。知性和灵性,都可能因此有幽深和阔大的空间。[211]这些考古材料无疑都支持了林梅村“狻猊”一词源于斯基泰人(塞人)的观点。低碳生活,会从一些被忽略的层面开启心智,让我们更好地积蓄生命的能量,在节制的、理性的、良性的进程中,一点一点体味生命的尊贵和雍容,让平常岁月散发出宁静、优雅的光芒。 梁启超:《致菊公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第1016页。
  但仿佛一下子,低碳忽然无处不在,更像一种叫嚣和张扬。我们再来分析周公所述“有夏所提供的鉴戒。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没必要这么响亮。[55] 参见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民生用水与供水业者(1368-1937)》,第203-252页。它越是像一句脱俗的号召,就离切实的百姓生活越遥远。乾符三年(876)九月,日食发生后,僖宗“避正殿”以示修省。所谓以身作则的时刻,大概是超脱规则忘记规则的时刻,待到没有人再天天嚷嚷低碳,循环经济、低碳模式已然进入生活的深处,我们环保才算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武宗灭佛教之时,景教也正是被看作佛教之一种而遭受灭顶之灾。
  我不知道有没有低碳族这个称呼,反正我无意高调地将自己归类其中。[111]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我会尽量低碳,因为我想环境更好,也想自己更好。听说旅顺营口一带,可就远不如天津了,不断检查烦苛,听说常把未死的病人,硬用石灰面子给埋上。


《低碳,低碳》作者:马小淘,本文摘自《散文选刊》2010年11月上,发表于201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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