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恩怨(三)

眼中无一坏人

“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贾似道《悦生随抄》转引刘壮舆《漫浪野录》)“无一个不好人”,这成为苏东坡极有名的一句话,也是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人们试图从这当中认识一个宽容到不可理解、至高境界的圣人般的苏东坡。的确,这作为一句表现姿态与胸襟的名言,总是让人玩味不尽,并时时受到感动。不过引用的时候,人们也不免疑惑:苏东坡竟然如此容易遗忘,或不辨丑恶,或虚言敷衍,或大言欺世?总之在感动和向往中,还有些许不解和不安。

一个人大度宽容如此,谁都无话可说,但是私下里却要存些疑虑。苏东坡非但不是木石之心,而且极度敏感,他非但不会遗忘,而且有着超人的记忆力。他当然懂得追究,心如明镜,不会不记得一生跌宕,一道道生死之关,对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一些细节,会一直记忆犹新。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记忆,他又与许多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人性之恶、人性在特殊的环境中怎样发生变异,阅人无数的苏东坡当然熟知洞悉。所以他的那些话究竟是在某个特殊语境下的极端化表达,还是经过了深入思辨后的理性之言,真不好说。人们常常说“没有彻底的坏人”,但“坏”总是在经验中被量化和本质化的,有指标并且有具体表现,还不能说是一种虚无的假设。既然这样,事关原则,诗人的话是鼓励遗忘,还是出于一种大怜悯之下更高的俯瞰?这种视角也许可以消除憎恨,也许根本就无济于事。“无一坏人”之说等同于取消原则,取消道德判断,也即等于无道德。这样的推断可不得了,所以现在还需要我们从其他的角度和维度去体味这句话。

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一种彻底绝望中的人性,似乎也就失去了简单评判的兴趣:人性被利害所辖以至如此黑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怎么就一个“坏”字可以了结?人性自古以来也就那样,它在怎样的环境下演变成如此可怖的状态,倒是需要我们一直盯住、一直质问下去的。生命是渺小的、矛盾的、多解的,更是可怜的。如果说我们从这里读出了诗人的宽宏大量,还不如说读出了诗人对于人性的极度绝望和无望。

直击沦落客

人们谈到苏东坡的高风亮节,他的仁慈和宽厚,愿意援引他和死敌章惇相处的一些关节,特别是后者在最为潦倒时期,苏东坡的一些表现。它们有案可稽并非杜撰,人们在展读苏东坡关于这样一位至恶的死敌的一篇篇文字时,不禁惊得合不拢嘴。我们发现,他对沦落的政敌如此厚待和宽容,讶异之后就是激烈的称道。当章惇老年被贬到雷州时,苏东坡给章惇的外甥黄寔写信“海康地虽远,无瘴疠”(《与黄师是》),还说弟弟子由曾在那里安稳地居住了一年,希望能够以此来宽解章惇的家人。在写给章惇的儿子章致平的信中,他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与章致平》)并将自己写的《续养生论》和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章惇参用。深受感动的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恰处看到这些文字。历史上没有记载章惇本人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也只能猜测了。想必是感动并存疑惑,迷茫更有惊惧。在天网恢恢、无一疏漏的果报中,章惇踏上了同样致命的险境。这时候从鬼门关极窄的缝隙里望去,那个曾经被自己百般用心、急于杀之而后快的死敌,该是怎样一张庆幸和狞笑的脸,或怎样一种饱经沧桑冷漠沉重的目光。令章惇大惊失色的是,这一切在对方那儿竟然全都没有发生。这一定使之错愕,最后低头沉寂。

也许在客观上这仍然属于生命的对峙,是一种冷酷对49JArOBf9AWujf306wtWvJ+diR52kfODM9LaBCoHcnM=决的继续。对苏东坡而言,这也是给予对手一次最直接的迎面痛击。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站上不可企及的道德和人性的高度。他当然知道对方此刻处于怎样的困境,正忍受怎样的屈辱,知道这种命运的反差带来的委屈、恐惧和痛楚,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个中滋味诗人当然太熟悉了,就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就如同自己在亲身经历和忍受一样。这种重复,而今正落在政敌身上,且是对自己不惜动用最大杀伐之力的凶狠之敌。在这个时候,苏东坡没有陷入通常以恶报恶的自然循环之中,而是报以超人的善意和仁慈: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切地给予关照。起码在文字上,这些表达恳切清晰毋庸置疑。这就给了对方一记沉重的打击,而且是更内在的、极具毁灭性的。这是致命的打击。这等于对凶狠的挣扎者又补上了一脚,直击命门。凡人皆有良知,哪怕只存于心之一角,而这正是苏东坡此刻需要将其呼唤出来的。敌人至此才会彻底绝望,然后陷入深刻的自卑。

苏东坡愈是如此,就愈是令对手费解和伤绝。这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些可怕了。我们但愿诗人只是一种潜意识,或者是深刻的仁慈。他对人生之无常体会太深了,所以能观、能怜,也能助,能以心比心。

如果我们把苏东坡理解为一位决斗到底的勇者,会发现他手中的武器经过一再磨砺和变换,竟然获得了如此坚厚和诡异的拥有。这种一剑封喉的致死方式,因为大出所料而令人眼界大开:无以复加地锐利。对于两个历经荣辱、从至高跌落到深渊的对手而言,苏东坡的伟大和仁慈又显得那么决绝和残忍。也许在这个时刻,真正的仁慈是远远地瞩目,是不置一言,是低头俯视流水,是仰视凛冽的北风,发出独自叹息。

修竹有投影

苏东坡不仅能诗能文,而且善画。他画出的修竹瘦而英挺,极为有名。记载中他曾经按照竹子的投影去描绘,并认为此法甚妙。我们知道凡是有光的地方就有投影,就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映像,关键是怎么选择和使用。由此引申开去,人生也是如此。李白、杜甫、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等,都是人世间耸立的投影,他们也成为苏东坡一生学习和描绘的范本。最后苏东坡自己也将成为一个高大的投影,供后代人摹写和描画。

从诗文中可见,那些投影纵横交织,多而繁密,足见诗人审美之人格生成的路径。“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来自欧阳修“瘦马寻春踏雪泥”(《冬后三日陪丁元珍游东山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和“起舞弄清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分别来自李白的《把酒问月》和《月下独酌》:“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問之。”“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而他的“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庐山二胜并叙·栖贤三峡桥》)被纪昀誉为“十字绝唱”,则是对韩愈的“清寒莹骨肝胆醒”(《李花二首》)和白居易的“树木多瘦坚”(《游悟真寺诗》)的化用。诗人的许多诗词都能找到类似的化用方式,看到一些诗人的投影,如屈原、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这些杰出的人与艺术一起,塑造了我们眼前的诗人。

苏轼从童年少年开始,一种深长有效的培育就施之于身,无论是严格的父亲苏洵还是温厚的母亲程氏,他们都将那些大榜样大范本推到他的面前。很小的时候,母亲程氏与他一起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当读到范滂因为反对宦官被捕而拜别母亲从容赴义的一段事迹时,苏东坡问母亲:“如果我长大后跟范滂一样舍身就义,您能同意吗?”程氏答道:“你能做这样的一位人物,我难道不能做这个人的母亲吗?”这段记载让我们联想到日后苏东坡在朝廷上的奋不顾身,联想到他正尝试做这样的一位人物。

人生之“竹”,贵而有节,处处留影,值得后人观察、贴近与模仿。苏东坡既能取得世间投影,又能够创造,从艺术到人生,无不如此。人生当记取竹之坚挺有节,这是特别重要的。在世间万千投影中,如何选择和记取,至为关键。歪斜扭曲的影子实在太多,婉转柔美和婀娜多姿者也不在少数,风情万种与谄媚奉迎者也极为常见,但它们都难比修竹。

阴毒辈出不足畏

宋代官场争斗之险、之恶,耸人听闻,记录中的一些惨烈令人发指。在皇家所拥有的这片阔大的土地上,曲折无数;在命运和生活的渊薮里,可以找到各种极端的例子。灾难成为一种惯常的景象,似乎每一个为政者、主政一方的人都非常熟悉。“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状,所不忍闻,而杲止于降官监当。蔡州盗捕吏卒,亦杀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妇女无辜,屠割形体,以为丈夫首级,欲以请赏,而守倅不按,监司不问。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杀时可与不可辨认。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述灾沴论赏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苏东坡经常看到暴露在野地上的枯骨:“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徐州祭枯骨文》)甚至看到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路倒、饥荒,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毫无抵抗之力的陨灭,实在是太多了。最令人惊异和震栗的是,一些朝廷官吏竟然对百姓大开杀戒,对无辜妇幼屠后劫掠,并以剿匪之功领取朝廷奖赏。在这样的专制体制下,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让人惊讶。他们辖制劳民的手段残忍之极,恐怖至极。

无论是翻读史册还是将目光收回,从浩瀚典籍到碌碌日常,类似的触目惊心之恶之血腥历久不绝,它们统为专制之特征,属于必要生发之通例。在这样的恶政之下,阴毒滋生已成常态,且成为普及和教育的恶的榜样:哪怕是一个最底层的奴隶、一个世代苦不堪言的受尽盘剥者,一旦小有公权,很快就会变得穷凶极恶。这都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人性之丑陋如此,需要何等极险之环境才能培植和诱导出来、才能达至这样极端的程度,需要每个人从自我反省与批判、从常存的罪感中深究。在这样一种封建文化传统中,人们是普遍缺少罪感的,自我追究力非常薄弱,而这正是苦难的深渊之一。没有罪感的人很容易转为作孽,这片土地上的人有各种恐惧,但唯独没有最后的恐惧:不信轮回和来生,不去想那样的未来。他们真正恐惧的不过是眼前的世俗物欲之失去,“头顶三尺有神灵”,不过是说说而已,那样严厉的警醒很容易就消匿不存。

从古至今几千年过去,人性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不断变换的只是周边的环境:社会体制与自然环境。如此一来,人性最终释放出哪一部分、怎样释放、释放到何等程度,则需要在人与客观环境的对应与演变中才能确定。如此一来,创设和营造怎样的环境,就成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最重要最迫切、最不可忽视的生存大要,是生死攸关之事。仁慈与善美之培植,刚直不阿人格之确立,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从这个角度讨论苏东坡作为一个诤臣、一个始终不渝追求完美的诗人的意义,不过是一次破题之思的开端。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少可怕的灭绝人性的恐怖,西方屠犹以至其他,从奥斯维辛到波兰卡廷事件,数不胜数。我们的目光再转向东方,一切自不待言,似不必历数。可见人类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不但没有进化,反而在不断地向后退却,似乎变得更残忍、更无理性、更无仁慈可言。最可怕的是,在许多的时段里,那些令人战栗的恶性事件都在假借崇高之名,而且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为之叫好。

惨恶代代不绝,刚直之士“愕愕之声”不绝于耳,好像一切仍旧无济于事,白白消失在尘埃之中。我们是否想到:也许正因为后者,因为这声音,世界才得以在艰难的平衡中存活下来,在这一瞬的安静中,才有了喘息的可能。

苏东坡不过是一个“挺住”的榜样,若有千百万类似的榜样,则可以有更多的模仿,再不让自己溃散,咬住牙关说:“阴毒辈出不足畏。”这并不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豪言,不是一次盲目无知和过于乐观的浪掷。

因为我们知道,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就在生活中,我们的后来人也要在生活中。

及时磨碎绝望

苏东坡竟然属于一个“乐天派”,这样的观感和名声如何获得,非常值得思量。一个在极端的苦难与自我宽慰中沉浮挣脱的诗人,并非不敏感,也并非愚钝,不过是能够处理、能够及时地磨碎绝望而已。生活中,一个人每天及早做这个工作,这一天才会过得下去,才会过得好,才能有所创造。如此同理,一月如此,一年如此,一生也要如此。不然人生就无法继续,就难以正常度过,更谈不上劳动和创造了。

所谓的“日日精进”,“苟日新,日日新”,都是在战胜自我的坚毅中完成的。绝望不仅伤身,还会污染世界,伤感最终是廉价的、肤浅的。因为人人都会有绝境,最后又会变成一个终生面对的大问题。持续下来,有时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又是极难的。那些发现了其中艰难的人,有时就不得不做一个告别,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坚持下去。由此我们会想到苏东坡所经历的那个至大的陷阱,在乌台狱中被折磨得夜夜惨叫,随时都会押赴刑场的惊惧中,他早为自己准备了一副自裁的毒药,颤抖的手指险些伸向它。如果那样,他的一些杰作将无法存留下来,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将失去重要之章。

自乐自娱能够及时化解穷途末路的一切困窘如苏东坡者,也常常发出可怜的呻吟。在海南、在其他地方,这呻吟都有;更多的播散在茫茫夜空和寂寥的个人空间里,我们无法得知。他用来参照的大榜样,那個田园诗人陶渊明,借助于酒和歌,借助于篱下菊花、五棵柳树、悠然南山,那些亲手侍弄的豆苗、头上明月等。苦难的人生原来也有许多可爱的东西相伴,它们数不胜数,或顽皮、或稚嫩、或温柔、或刚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一个世界,世界上的各种生命都在繁衍和继续。它们有时是彼此独立的,有时是相互注视或问候的,用声音、用目光、用气息、用颜色,这样相依相偎,浩浩荡荡,流动在时间的长河里。这就是生存与毁灭,来路与去路。没有这样的达观,只生存于局部的欣喜与沮丧、狂妄与伤绝,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这个世界上不会因为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显得空寂,也不会因为许多生命的加入而变得拥挤,他们就像上苍不经意的假设和创造一样。在上苍微小而又巨大的意志中,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一味地陷入痛绝。既然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月亮也常有圆缺,现代人知道了皎洁的月亮还有背面,那就暂时栖息在它的背面吧。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等待,到了那个时刻,我们还会像诗人那样,喊出一声“婵娟”。

罪孽和果报

古往今来,多少人对于可爱活泼、才华四溢的苏东坡给予同情:无边的喜爱化为诸多言辞,一时铺天盖地。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物欲横流,人们急于寻找各种各样的安慰以獲得满足,严厉沉重的记忆将被排斥,因为我们更加不忍也更加匆忙。我们心中沉淀了黄沙,它们被数字洪流裹挟而来,填得太满也太沉,行路艰难,度日尴尬。可是我们仍然需要自己的精神生活,需要庸碌中的一点舒缓和光亮。我们喜欢新奇,喜欢悲喜剧,喜欢它们稍稍轻松地化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们特别受用那些滑稽而不是真正的幽默,乐意接受那些被简化得清清楚楚的、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换算即可解决的智力游戏,而不愿面对更深奥更晦涩的数字玄妙。所以,一个令人喜悦的、概念化的、我们为之痛惜和爱护的苏东坡,似乎更合口味。他的那些美妙佳句早被我们收在囊中,偶尔拿出来抚摸。二十一世纪被污染了的日光,隔着厚厚的污浊的大气透射过来,我们手中的珍藏发出了异样的光色。这时候相互交换的欣喜的神色就会产生。各种口吻送来彼此相似的情报、诗人的故事,它们辗转不休,有一万次或更多的重复,相互诉说,既快乐又动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记取他的那些大小悲欢、爱与缠绵、机智和勇敢、神话般的经历、顽强的或短促脆弱的生命。这些故事堆积起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故事、中华故事。就此来说北宋并不遥远,我们真的一起走入了那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好像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抬头就看到了那顶短沿高筒的“子瞻帽”。我们愿意仿制这样一顶帽子,在手中传递,走亲访友时或可当成礼物送给他们。我们把许多时间用来抱怨,甚至用来诅咒,为诗人所有的厄运愤愤不平。我们愿意遗忘和忽略许多,我们并不愿过多地追问。

实际上一个人既然投身了科举,也就投入了一个利益集团所给予的一切,有时候会在不察中分享和受用。只要稍稍翻动纸页、面对真实,就会发现这个集团的罪恶已经是如此之巨、如此之久,长期以来被世人接受并进而忽视,有时甚至习以为常,认定了天生如此。“家天下”的荒淫无耻、巧取豪夺和豪取豪夺,简直罄竹难书。所有进入者都会分一杯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仕的个体,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能否洁身自好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体制性结构,是必然的归宿和结果。一个享有厚禄的官僚,他的一切所得都来自劳民血汗。为官的过程不过是积孽的过程,所有这些自有报应。人生的平衡力将来自我们未知的方向,但它一定是存在的,在任何的原则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原则。

就此来说,具有非同一般觉悟力的苏东坡,不安与痛苦是有的,因为在许多时候他都是一个醒者。“某谪居已逾年,诸况粗遣。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积,理应如此,实甘受之。”(《与孙志康》)他不顾一切地奋勇而持久的抗争,许多时候不仅针对外部,同时也是针对自己。他知道杀戮者必得报应,攫取者必要偿还。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大杀戮者,无论假以多么崇高的名义,无论是项羽还是韩信,他们虽然出于不同的营垒,但毕竟都是杀戮者,最后的命运无不悲凄。胜利者的罪恶并不比失败者少,有时候还多于失败者。

“果报”是一个佛教用语,它让一些人害怕和回避。这个字眼的确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只有它所指示的路径,才能让某些强者进入自己难以控制和支配的空间,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命运的盲角。苏东坡作为这个集团的一员,他享用、任性,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如此。这些甚至写在了他自己的歌赋中,可见事实之一斑。北宋官场的奢华,诗人无可逃匿,这也不是苏东坡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定与戒,就能够将一切拒于身外的。汴京慵懒浮华的灯火,烛光下舞动的曼妙女子,夜夜笙歌,彩船骏马,紫袍金带,那一场连一场的豪宴,前后不见头尾的仪仗,最适合留在词中。词作为一种古怪的体裁,长短句的切换是那样做作和不自然,离开了音乐的陪伴,独立成文,也仍然散发出一股俗腻的气味。它与北宋官场生活、市井生活,也许是十分谐配的。苏东坡对这些实有警觉,他写道:“宠禄过分,烦致人言,求去甚力,而圣主特发玉音,以信孤忠,故未敢遽去,然亦岂敢复作久计也。”(《与徐安中》)尽管如此,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该经历的全都经历了,剩下的就是长长的结算之期。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储存有一个存根簿,所以结算不过是时间问题。

苏东坡在最后的时刻,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了一句自我安慰的话,他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东坡先生墓志铭》)说的是自己一生没有做什么大恶,料定未必会入地狱。此句甚好,因为它涉及一个最大的、根本性的恐惧。说“自我安慰”,是因为此刻风中之烛已无力燃烧下去,也不再关心自己的光焰和长长的烛泪,而只能在旋动的风声里急促抖动。

向往平庸

苏东坡最喜欢的女子朝云生了一个儿子,他很高兴,就此作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说自己终生被“聪明”所误,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愚且鲁”,然后顺利地做到“公卿”。这里的向往平庸当然是一种反讽,是愤懑之时的极而言之,固然不可正读。但经验中,我们知道平庸也并不安全,最好再加上精明和投机,也就是说,仅仅弱智也还远远不够。非同一般的庸俗,再有一点特殊的智窍,这才是人生的顺遂之途。在苏东坡自己人生经验的辞典里,正直不可,甚至连存一点正直的苗头都是危险的。这真是世界的悲哀。正直竟然可以化为人的至险之境,而卑琐与小智倒可以通行四方,以至于屡成“大事”,整个社会的悲苦与下流也就开始了。平庸者也许是没受知识教育者,比如一个本分老实的下层劳民,却要受到更多的辖制,成为最大的被盘剥者,这又是另一种哀痛。所以苏东坡一时的气话,只能反映出他对人性及官场的极度痛厌,是一种痛彻心扉之辞。钻营投机之徒往往得逞,而仅仅平庸还不足以应对,还要初具一点“学问诗书”,然后是不留心肝,这才有专制社会中的得意和混世。

“凉簟碧纱橱,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南乡子·自述》)这是他闲适中的一点省悟和心得,既是大牢骚,又是由衷之言。实际上大恶者岂能一句“平庸”了得,这些人通常需要更多的平庸者簇拥,与之形成一个长长的链条。这些平庸者可以“述而不作”,偶有创造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一定要使自己真正地“平庸”,这才是加入此链条的首要条件。

在天生活泼多趣、创造和生长着的苏东坡看来,“平庸”等于死亡,是取消自己的代名词。而在另一些人的词典里,“平庸”就等于“杰出”和“才华”的代名词。“平庸”将为许多人羡慕,甚至惊叹;但无论如何,其“平庸”的生命质地是无法改变的。

出世者的迷恋

苏东坡当然是一个看透者、一个醒者,却仍然要厮守和回报,尽自己的一份入世情怀。他对生活是这样的迷恋、忘我和陶醉,仅就这一点来看,也是十分惊人的。此世迷人,却也极度无聊和虚幻,令人痛苦。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许感到了十分的突兀,即大限来临的突兀。那时他刚刚度过六十六虚岁,仿佛正在步入人生的纵深地带,一切也就这样突然地结束了。他还有大块文章要作,有另一首大江之歌要唱,可惜全都来不及了。他的仕途与个人诗章虽然已经写出了许多华彩乐段,而且正在衍生成宏大的篇幅,但它们似乎还应该继续生长下去。

他自童年时期就接触玄人,播下了出世的种子,多么渴望在山水自然的觉悟中过完别样人生。“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與王庠书》)这道出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和愿望,“父兄不许”而且“迫以婚宦”,于是命运就被改写,一个“迫”字难以尽言。

实际上他的一生都被“出世”之心吸引,时而浓烈时而淡然,却从来不曾彻底忘记和抛置。“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做不成闲人,起码要做一个陶渊明那样的采菊人。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是一个真正的大儒,终生都在捍卫和探求儒之正道。入世报国的热情一直是最为强盛的,这种情志直达生命终点。“今日国恩深重,忧责殊大,报塞愈难,退归何日,西望惋怅,殆不胜怀。”(《与王庆源》)可见这是他心志的真实流露,是表白掩藏的梦想。他自小就接受的儒家传统,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情怀,最后还是死于报国之途,毁于没完没了的政争与迫害。他心中的家国之情难以泯灭,即便在生命的尽头,也还是想到了朝廷。这个出世之心极为强烈和执着的人、一个浪漫的天才,在矛盾难言的踌躇中终止了前行的脚步,该是怎样不甘与绝望。

如果设身处地想一下苏轼,即在最后的海南接到朝廷诏书,还能否作出其他选择?难道只有北归?当然。可北归之路不止一条:有的通向朝廷,有的通向蓬莱,有的引向田园阡陌。他暂且沿着那条老路信步走去,这时惶恐有之,疑虑有之,痛苦层层叠叠。

关于这次北上,有人曾做过一个假设,认为苏东坡有可能再次崛起。一切都太过乐观了,诗人的受难之路还很漫长。事实上在苏东坡去世很久以后,仍要作为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党”,名字被刻在了石碑上。直到南宋,他才从这个名单中得以解脱。可见最后一次北归,等待他的也并非吉音,而是苦难的延续,是从不幸走向不幸。

他是一个出世者,所以才常有幻想;也因为不能忘却的入世的迷恋,又终生饱受摧残。

(责任编辑:马倩)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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