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王朝

没想到,一个沉没的王朝在沉没352年后,以这样的方式被打捞而起。也许这就是盗亦有道、因果轮回的另一种解释。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检察院的公诉状,把我们带到惊奇发生的那个阴风惨惨、神出鬼没的夜晚:2013年4月4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樊川居士的诗,惟妙惟肖地表达出了清明时节的氛围,却没有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思亲悼亡的情景。比如范、谢二人。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这个民谣说的是彭山江口。

起源于岷山南麓弓杠岭、朗架岭的岷江,与同源的走马河,被李冰父子分流到成都市区后,再分为府河与南河。府河绕城北、城东,南河绕城西、城南,流在合江亭又汇合成府南河。然后,继续在成都平原自由而舒缓地流淌,直至流到彭山,再次与它们母系一族的岷江汇合,汇合出一个壮美的三江相拥的江口。这里山水相依,平畴无际,曾是寿仙彭祖的修炼得道之地。

据说,江口不仅是古老的武阳县(现彭山区)治所,在依水而栖、顺水而通、近水而商的农耕时期,这里还曾拥有众多的水码头,商贾云集,催生了世界最早的西汉武阳茶市。江口汉崖墓出土的石俑,呈现了两千多年前这里人的温馨浪漫;而出土的摇钱树,则彰显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发财梦。就这样,神秘的江口,吸引了殷彭祖的养身驻足,文人的觅古幽情,商贾的趋之若鹜,甚至为兵家的争夺之地。

当有一天,这个在江口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谣,被偶然或必然证实,就难免一下激活许多人一夜暴富的梦想。这也难怪,在文物走私的地下黑市交易里,张献忠大西国的一切都是宝贝:一枚银印五十万元,一页金册百万元,一颗金印亿元。

有多少倍的利益,就有多少倍的疯狂。马克思发现的市场法则,在这里再次显灵。2012年开始,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段,当修堤的、淘沙的、打鱼的,陆续挖出或发现了部分与民间传说有关的文物后,一股岷江寻宝暗流,就在这里形成。

这天晚上,范某、谢某等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再次来到岷江河边,开启更大的寻宝之旅。惊奇就在此刻发生。范某身着潜水服,下到水下3米处,不经意间,竟然摸到一个“金坨坨”。按照约定的暗号,范某用力扯动了一下安全绳;谢某迅速将安全绳往上收些。露出了水面,浩荡的岷江神秘而安静。带着泥沙的水顺着金坨坨流下,滴落,回归江流,仿佛是要历数岁月的脚步,生怕它断裂或者停留,让一个沉没的王朝一直被世人遗忘下去。流水与流沙,都是时间的计步器。

拿回家,灯下细看,真是惊喜望外。原来,这个分量很重,虎头印把,印身署着“永昌大元帅”的金坨坨,是张献忠的官印。

一枚沉没的官印,把我们带入那个沉没的王朝。

我不知道,张献忠将自己的政权取号“大西国”是什么原因,是否是一种柏拉图式的“亚特兰蒂斯”理想。至于它究竟是存在于直布罗陀海峡的海面上,还是突尼斯的盐湖、希腊的某地、西班牙南部、非洲西海岸,或者西尔特、大洋洲,甚至南太平洋的某处等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富有了柏拉图式的理想。那理想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总是让人向往。

我看见,“大西国”处处充满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

興朝年间,大西军政权从吏风到民风,都发生了自明末以来根本性的变化。他们首先革除原明遗留的诸多积弊,实行了有利于政治清明、养息民生的新政,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与恢复、发展生产的制度和措施。大西军政权任命的官员,“道劳不肩舆,炎暑不张盖,而尽力乎沟血”;“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在大西军政权治下的云南,“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百姓插莳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而其辖内的“兴朝通宝”与李自成的“大顺通宝”同时流通,不仅促进了商贸的流通发展,还是一种政治包容和统一战线,是张献忠“联明抗清”重大战略方针的延续。

可是,美好的理想没有变为现实,反而被现实击得粉碎。一个满面清风的政权,最终还是沉没了,随着一枚沉没于江口的“永昌大元帅”虎头大印,一道沉没于历史的长河,短暂而匆匆。

这是为什么?

面前是一张因果图,被称为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它的设计者不是某位哲学家,而是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因果定律根源于资本趋利的本性。只是,这里的资本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人性中实现欲望的动能。它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有时力大无比。比如张献忠。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十二曲——聪明累,恰是明末社会政治经济状态的生动呈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只是现象,明朝的衰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民智正在开启。要民智,皇权在找死;不要民智,皇权在等死。明王朝选择了后者。典型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维持了王朝百余年的稳定,但结果就是明代的整体状况都以四个字作结:停步不前。必然结果是国衰民穷,元气渐失。同时,兵马训练不足,官兵吃空饷,无战力可言。东林党争,忙于权斗,不理正事,官场腐败,八股盛行,官员都互相奉迎,空话套话假话大行其道,少见真话……

这一切都表明,一个王朝已过了保质期,气数已尽。

明天启末年,陕西全境干旱绵延,虫灾泛滥,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财政因之更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爆发的农民暴动,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是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是宜川的王左挂、安塞高迎祥;继而是洛川的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的王大梁等响应……

农民斗争的烈火,很快燃遍全陕。

张献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事的。从定边暴动、中原混战、诈降招抚,到重举义旗、入川掠黔、鏖战湖广,再到成都建国(大西国),张献忠用14年,谱写下了中国农民反暴史、爱国史、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

然而,大西国的沉没,只用了短短3年。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呈现了什么?

开始不一定就有所谓宏大之志。这个生于陕西延安府庆阳卫定边县(今陕西定边县),字秉忠,号敬轩,叫张献忠,外号黄虎的小子,从小就聪明倔强,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出身贫苦,跟父做小生意,贩卖红枣,后为捕快,继入边兵。当这一切,把一个黄土地上稚气刚烈的小孩,历练成一个叱咤风云的陕北汉子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明末乱世,给了他揭竿而起的冲动,让他不经意间走进明末历史,最终成为一代枭雄。

把目光指向张献忠的出发,是因为想起纪伯伦。

卡里·纪伯伦的诗《先知》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诗歌的意境高阔而富有哲理,审美空间很大。“出发”适合于每一个人;而“远”肯定不仅仅只是指时间和空间;“为什么”是目的,出发时可能是明白的,也可能稀里糊涂。张献忠的出发属于哪一种,或大西国属于哪一种?

我越是思考,越陷入迷茫。

定边起事开始,张献忠只是附从,即积极响应王嘉胤号召,打出反明旗号,直接原因或导火线可理解为因为明末的衰落、暴政及灾荒,民不聊生所逼。当清军入关后,不,准确地说,是当他的反明大军,连同明军一样,遭到清军威胁后,又突然转向联明抗清。联想到在此之前,在李自成陕西大败,刘国能河南归顺,自己南阳兵败,面临被灭顶命运时,他对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诈降,躲过灭顶之灾、骗得军饷,苟延残喘,得以休养生息后,他又再举义旗;以及与明王朝残部和李自成的合合争争。我更相信,这一切更像是欲望驱使的投机。

由此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一种政治投机。

张献忠的义军在攻下凤阳城后,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众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将其处以死刑;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皇帝的祖坟。同时,将凤阳的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这样的杀富济贫,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并不鲜见,它确实可以鼓动人心,让点燃的野火,烧毁挡在前面的许多障碍。可是,平心而论,世间一切富户人家的财富,包括当下,是否都来之不正,有没有正常的劳动创造和积累的成分。如果有,他们就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应当得到保护和扶持。无区别地将“富户杀得一干二净”,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场革命的性质;如果都是这样,这世界谁还敢勤劳和创造?

可见,大西国的沉没,沉没于对财富创造的摧毁。

在大西国,孙可望之于张献忠,就好像清代的皇太极之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能力远远超过老汗努尔哈赤,满洲人能够从努尔哈赤晚年“杀尽无谷之人”濒临崩溃的混乱局面中走出来,并走向日益强大和正规,全赖皇太极的奠基和努力。而孙可望的能力也远超张献忠,大西军能从张献忠末期的滥杀和军事惨败中恢复元气,并走向日益强大正规,孙可望功不可没。

张献忠是识才善用的。战乱无常,祸福须臾,他早就指定,自己如有莫测,由孙可望接任。张献忠战死,孙可望继任,没有辜负张的重托。在遵义,他召集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一起,开了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重新颁布军纪,规定除了战场杀敌之外严禁乱杀人,诛杀了蛊惑张献忠大行屠戮的汪兆龄等人。经过这番整饬,重新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在云南爆发沙定洲之乱时转进云贵,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挽救了大西军,也挽救了此后十几年的抗清事业。

在此后的征战治理中,孙可望更大显其能。

他领导建立的“营庄制”,避免了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剥削,消灭了中间商,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库收入。他在产铜地云南强力废除了贝币,铸造了“兴朝通宝”铜币,大大促进了治内商品经济。他联合几位义弟,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手段,将落后的云南边陲,经营成了南明中后期抗清运动坚实根据地。在孙可望及其三兄弟的联合治理之下,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出现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们,也称之有“熙皞之风”。

孙可望也随着政绩的彰显,成了南明永历、大西联合政权里,名义上的二把手——秦王,实际上掌握着最高权。

如果……

是的,历史在关键时刻,总难免出现太多的如果。

如果不是孙可望此时逐渐地被成功昏了头脑,野心膨胀,权谋私用,心生嫉妒,邪从欲生,大西国的历史可能改写。可是相反。为树立自己权威,他独断专行,自己说的任何事,弟兄们都必须言听计从,不得非议,更不说百姓;他还当众屡屡羞辱李定国、刘文秀两位重将及出生入死的义弟,导致将帅失和。如果不是孙可望在野心的驱使下准备代永历而自立帝,失去道德正义的感召力。如果不是孙可望不得人心地发动内战,战败后还不顾廉耻地投降清廷,如果在清老一辈元勋多尔衮、多铎、豪格、阿济格等纷纷死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联明抗清路线,如果有“中国沦陷于外寇,则当严辨夷夏之界,以中国为重”“宁死荒郊,无降也”的张献忠义子、卓越军事家李定国的英勇善战;如果有“天下皆降闯不降”“大江东去浪千叠,三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又上茅麓山耶”的李自成侄孙李来亨的鼎力助战,实现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伟业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可惜,这一系列的假言判斷,都变成了反向实际。

大西国沉没了,沉没于一种主要领导人的居功自傲和自以为是。因此不能正确对待个人的功劳贡献和同甘共苦的兄弟,让领袖集团貌合神离,分崩离析,甚至内讧叛变,认敌为友。痛心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原本胸怀宏才大略,足智多谋,治理有方,体恤百姓,曾以生命力阻张献忠滥杀的孙可望,怎么一下变了,变得如此刚愎自用,背弃初心?回答似乎只有一个:功高了,权大了,高到大到只有自己正确,没有人敢说不字。

眼前是几幅探宝现场的照片,陈列在江口沉银博物馆。现代的高像素相机,逼真地还原了宝藏被发现时的场景。

是一些金窝银窝,沉淀在岷江江底,政府组织的江口文物考古队让它重见天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这些金窝银窝一点也不过分。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沉没王朝的权威与奢侈,还可看见它沉没的背影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河南府偃师县秋粮银、赣州府宗绿银、长沙府库金锭,贵阳州府饷银,明末代楚王陆华奎册封金册,藩王府金册,以及大量的金印、银印。它们的身份大致可以判定,大都来自官府。

我的眼光被一个硕大的金印绊着:一方大大的金印已碎裂成三块。好在没有遗失,拼凑在一起还算完整,方形印台、龟形印纽,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随同的江口沉宝考古队队长刘志岩介绍说,这个蜀世子宝,印台边长约10厘米、厚约3厘米,含金量高达95%,重达14斤哩。“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专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宝。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沉没的蜀世子宝。

四川为朱元璋的11子朱椿的封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改封世子,后袭封蜀王,称蜀世太子,其官印为蜀世子宝。也是农民起义执政的朱氏家族,也逃不脱掠夺的本性,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史传,藩王之中以蜀王最富。历经数代蜀王的搜刮和强占,蜀王占据的财富已是富可敌国。到了万历年间,都江堰沿线的11州县,七成的田地,全部归蜀王所有。李冰父子排除千难万险开凿的都江堰,真正成了朱氏家族的摇钱树。

可惜,这一切被张献忠给坏事了。

此时的蜀王朱至澍,还没有关注张献忠,而是关注着朝局和时局的变化。当崇祯自尽后,朱至澍内心沸腾了,异想天开地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当然是徒劳。当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分别由湖广陕西进攻四川时,四川官员敲响了蜀王大门,晓之以义,示之以危,求朱出钱募兵,抵御流寇。朱却苦脸嘲讽道:“孤本无蓄,止有承远殿一座,如可变,请先生卖以充饷。”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众官悲愤中杂以无奈。直至最后一刻,张献忠兵临城下,朱至澍被迫拿银子募人守城,宣布每人给白金50两。可为时晚矣。城中除游手好闲之辈骗得银两瞬间玩起了消失,再无一兵一卒真正奋力抗敌。

一个沉没中的沉没,留下了这枚蜀世子宝作证。

江口沉银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手环、戒指、耳环、耳坠、发簪等等,钱币,有金有银,成色有深有浅,很难断定它们的主人。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它们大都来源于掠夺。官府以掠夺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分封地盘和权力。后来,又以被掠夺的方式,落入了大西国的手,最后沉没于江口。少数可能是百姓积攒的首饰钱币,在陪同沉没中,已被流水剥蚀为一堆乌黑的杂碎。

因此,这里沉没的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劫掠。

当然,更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些劫掠背后的残杀。

还是在幼时,就经常听父亲讲“张献忠剿四川”的故事。还说,我们一家也是随“胡广填四川”大军,从当时的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到四川的。有时说得兴之所至,父亲还会翻箱倒柜,翻出那本泛黄的《周氏族谱》,指着排在第一的那位叫“周宪汉”的名字,一本正经地说,喏,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周氏家族“胡广填四川”的元世祖哩。父亲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毛骨悚然。听得多了,真有点谈张色变的感觉了。后来看史书才知道,父亲讲的那些故事,也并非全为空穴来风。

打富济贫只是一个口实,最多是做做样子,赚取一些替天行道的资本。当忽有一天认为是威胁,哪怕这种以为也许子虚乌有,便露出了暴虐的本性。在北线与清军的作战中张献忠连连受挫,官绅地主也不断叛乱。这让笃信天命的张献忠越发暴怒偏执,甚至據说可能精神失常。加之佞臣汪兆龄等人的鼓动,于是,大西军在成都府附近大开杀戒。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发泄性屠杀,将士被要求无区别地大肆杀害本地人的妻儿,乃至自相残杀。大义子孙可望下跪相求,甚至以自尽相逼,愿以己性命阻止张献忠,其他几位义子也拼命劝阻,才勉强避免了更大的杀戮。但成都已是满城萧萧,悲鸿遍地,处处废墟了。

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没有几个四川人能活下来,四川土生土长的土著已很少。当清军进入成都府时,全城只剩下二十来户人。四川人口从至少三百万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导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湖广填四川。 虽然,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明朝四川军阀、清军与大西军混战、姚黄土寇肆虐,以及虎患、洪涝、瘟疫等综合原因造成的,但并不能说,对大西军的滥杀就可以原谅。

无疑,大西国给四川带来的不是什么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而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和无比巨大的破坏。

请看看这些满页带血带泪的史料记载。

《明史》云:“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史学家吕思勉这样将张献忠与李自成对比:“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

原来,沉没的王朝,沉没的是一种残暴与血腥。

多行不义必自毙。大西国沉没了,投机、劫掠、残暴、独断专制,等等,也都沉没了,沉没于四川西充凤凰山,沉没于彭山江口。一个三岁夭折的短命王朝,沉没于寿仙彭祖得道成仙之地,是不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大盗已然沉没,小盗范、谢也被判了刑……

清明的祭祀不属于他们。

(责任编辑:马倩)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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