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知识者·始终错过的矢志不渝的爱(下)

严歌苓。摄影/ 韩雨照片由时尚芭莎提供刘艳

按语:

上篇按语中讲过,在做这篇访谈之前,笔者再次认真细读了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36.5万字),并重看了2014年张艺谋执导的由该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归来》。不禁感慨《陆犯焉识》的小说体量、艺术含量和历史蕴涵。任何时候、任何人要做严歌苓研究,都不可能绕过《陆犯焉识》这部长篇小说。

刘 艳:小说《陆犯焉识》甚至比电影《归来》,更具有电影的画面感,小说似乎更多蒙太奇手法的使用。小说比电影更加“电影”。小说将1949年之前,甚至早到陆焉识出国留学的经历,与对陆焉识冯婉喻家庭故事的追忆性讲述(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和西北大漠的故事,穿插讲述,还隐伏了一条线——老几(陆焉识)为了回来看婉喻和小女儿一眼,逃狱,历经坎坷,重新回到西北大漠。直到被平反,再度回来,婉喻却失忆,再也不认识陆焉识。小说中是直到冯婉喻去世,陆焉识也没有完成真正的“归来”。最后是在与子女关系的龃龉当中,陆焉识携冯婉喻的骨灰,不告而别地回归了大草原。正是由于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叙述,这个小说才松紧张弛有度,不会陷入过于苍凉和荒凉乃至残酷境地。叙述的角度也总在换,但小说有意设置了陆焉识的孙女“我”这个叙述人来做回忆性叙述。

您讲过:“我写这个西北也好,上海也好,因为‘她’(叙述者)是一个孙女,是假定、模拟‘我’在那里面,‘我’不时地在操控这个讲述,‘我’想把他弄到哪里就弄到哪里,这样‘我’常可以把他放在同一个段落里面,‘我’的爷爷在干吗,‘我’的祖母在干吗,用一直隐在故事之后的讲述故事者,一直到故事的后半部‘她’登场了,小说用女性的声音来讲述男性题材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投机取巧的,不完全说是男性思维的,男性的角度直接硬碰硬的去写。所以我当时还是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觉得那样写可能会舍近求远,藏不住拙。”①

我个人特别同意您这个观点:孙女“我”这个叙述人的设置,让《陆犯焉识》虽然是以陆焉识为主人公,但正因为有了孙女“我”这个叙述人的介入,让整部小说叙述,非常符合“不完全说是男性思维的”,的确是“男性的角度直接硬碰硬的去写”会比较吃力不讨好。但小说也不是全部固定采用“我”作为叙述者。很多时候,小说叙事是人物视角的,比如老几与邓指之间的关系,邓指与老几交流女人明着跟你闹要比暗着给你戴绿帽好得多,等等。都是如此。

请谈谈您在《陆犯焉识》小说叙述人、叙事方面,有过哪些考量和具体的有意的策略采取?

严歌苓:这个倒是一开始我就安排我自己(孙女,“我”)在里面,然后小说最开始大家还是看不见我。小说叙述,一直到这个“我”出现,就是第一次说到“我”呢,是把这个小说叙事画面蒙太奇拉回来,“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引入了“我”(孙女)。小说开篇,读者看到的这个地方,这片草地,然后这一群犯人正在下工,然后這个人背上的这个囚号番号——这个囚号被换了几次,现在他是多少?“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号不久就会更改”,这些都是一个孙女的视角。这是这个孙女在操控这个读者,或者也可以说是观众,在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视角和画面,甚至可以说是类似一只鸟的、一只鹰的这个角度看,然后逐渐这只鹰俯冲下来,然后逐渐是定点在这个陆犯焉识身上。

我觉得这是我,也是一个电影剧作家所摆脱不了的一个习惯,如果我看不到这个画面,我是写不出来的,我一定要看到,而且是作为孙女的视角来看到。当初在美国读这个创意写作时,我们的教授他老要说打开你脑子里那双眼睛。所以我觉得我是打开这双眼睛才能写作的,这也是被美国的教授他们训练出来的习惯。当然我在最开始写作阶段、进入美国的学校之前,我也有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笔者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雌性的草地》基本上是非常视觉化的一部小说,所以我可能就是一个很依靠视觉化想象来写作的小说家吧。

那么,这个孙女“我”的定位和视点,是我的小说《陆犯焉识》一开始就必须要有的。不这么处理的话,这个故事,我会觉得好像写起来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而事实上这个故事是跟我非常紧密相连的,所以我必须是在这个小说叙事里面。通过孙女“我”这个角色,基本上把我自己能够带入进去。当然,这个孙女肯定显然是岁数比我年轻,而且也是比较玩世不恭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然后在她和这个祖父的最后几年的接触当中,她陆陆续续听了祖父的故事,也通过一本所谓的祖父的“回忆录”的托辞,最后用她的口吻把祖父的故事写了出来。

这就是我当时在开始写作《陆犯焉识》的时候,给自己和这个孙女、这个家庭做好的一个设计——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时写起来还是非常顺畅的,因为有这么一个叙述者“我”,这个叙述者、这个孙女(我实际上也算是小说里陆焉识的孙女嘛,就是严恩椿的孙女),所以,小说始终没有失去这个叙述角度。而且会非常自由,因为我是看不见我祖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生活和(继祖父)在西北时候的生活的,这些我通通都看不见。我只能用我脑子里的这双眼睛在看,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最最擅长的一种写法。

这个孙女,这个叙述者,又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叙述人,她随便穿到任何一个人的内心活动,比如说是这个陆焉识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啊,对吧。她是非常非常自由,她常常是陆焉识的这个内心活动的代言人,所以这是非常自由也非常随心的一种叙事角度。她的这个孙女的身份和视角,就像一个我们讲的全视角,就是我们老师在讲小说叙事的时候讲过的,差不多就是一个上帝的角度,就是一个全视、全方位的一个视角。她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她已经告诉读者了,“我”就是这个小说世界里陆焉识这个故事、是小说世界的一个上帝,一个创造者。

这种叙事手法,我也常常采用。比如说在《芳华》里,这个萧穗子的角色和视角。萧穗子既是其中的人物,又是一个作者,可以进可以出,这都是特别自由的、我用起来非常自如的这么一个手法。我一写到这种跟自己的自传、和家庭的这个故事比较接近的东西呢,我都会用这样的叙述策略、这个写法。

这种写法,在虚构和写实中,就是这个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当中,画了一条非常微妙的虚线,这个虚线我觉得是让我自己能够不时地突破,也能够不时地划出来。所以呢,这种写法,就是写起来,就比较能够进入这个小说,能写的比较切肤。对小说《陆犯焉识》来说,其实事实上我也是这么一个能进能出的、这么一个情状的——跟陆焉识的关系和陆焉识家庭的关系的这么一个后人吧。

你想摆脱陆焉识后人的这个位置,或者摆脱孙女“我”这个叙述者的位置都难。就像《芳华》里的萧穗子这样,你想摆脱这样一个位置,事实上是很难摆脱的。真要摆脱可能小说就不真实了,写起来也就不够切肤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写作带有一点纪实、带有一点自传性质的小说的时候,所惯用的一个叙事人的叙述手法和一种叙事方式。

刘 艳:有人说,通过孙女“我”的视角可以让残酷的一些东西变得荒诞有趣。个别叙述是这样的,但总体来说,小说似乎还不能用“荒诞”来定义。老几在西北大漠艰苦条件下的一些人与事,发生的一些故事情节等,其实并没有被严歌苓故意荒诞化处理,只不过是用了人物的有限视角叙述,就让小说叙事效果格外摇曳生姿。比如邓指以媳妇如果敢撒谎,自己就一枪打死老几来威胁媳妇招供自己有无上山与人“偷情”,就用了老几的人物有限视角,兼有邓指和他媳妇的不同人物各自的视角来叙述。梁葫芦那样的小凶犯,也只能以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等感知视点来叙述,才能写出特点独具的“梁葫芦”,以及每个人的不同、特色和独到之处。1976年11月15日,老几和几位老犯人被释放前,被聚拢在一起、被请聚餐吃饭,这些在老几们眼里,是要被枪毙的意思——叙述人是一直按人物的经验视点在叙述,几个老者根据自己遭到的对待和周围的环境等,不断揣测自己是要被枪毙(参见“第二只靴子”一节)。正是采用人物有限视角的叙述,才让他们的被平反被释放,变得如此戏剧性和出乎当事人、出乎读者的意料,变得能够更加打动读者,这比平铺直叙,能够取得更好的叙事效果。这样人物有限视角的“曲笔”叙述,要比全知叙述等的“直笔”叙述,富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得多。

请举例您觉得自己在《陆犯焉识》中用人物视角叙述时,比较印象深刻的情节和细节有哪些?

严歌苓:如果我没有搞错、没有记错的话,基本上是孙女把她自己的视角延伸到了她的祖父陆焉识的视角。因为她呢,就是通过她的祖父在看草原,在看他的旁边的狱友,看梁葫芦等人。但是呢,小说里有些诠释是她自己的,比如说梁葫芦这个人(小凶犯),他在那个被马拖在很粗粝的地面上的场景——满是土坷拉和那个石头上的地面上拖,叙述人将她的诠释与她用人物的视角叙述,自如切换:“犯人们立刻轰的一声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惨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如何稀释自己的惨。有个人在给折磨呢,因此折磨暂时不会轮到我。有个人去替我皮开肉绽了,多么幸运,皮开肉绽的不是我。大家一窝蜂跑向干渠,一眨眼站满渠道两边的堤岸。乌黑的罪犯们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秩序很好的观众。……葫芦无意中把危险给大家引开了,大家暂时安全了,每个犯人来看,就是想证实这一点。”②

梁葫芦头皮被马给拖掉一块,拖到最后结果就是后脑勺露出一块白的头骨来,叙述人她(孙女,“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個景象:“春天到来时,在这片大荒漠上,是人是兽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梁葫芦,长着一个白白的、不毛的后脑勺。”③这里,小说有一个“倒置”的现象,梁葫芦露出了这个他几年以后才要变成的“一枚骷髅”白骨。骷髅白骨是在他死刑执行的几年之前就露出来的,所以这个白骨实际上是先于他的生命死亡而出现的、先于这个死亡后的情状而存在的。我不记得原话怎么说(笔者注,原话是:“枯草直接扎根在梁葫芦白生生的颅骨上。后来梁葫芦的伤奇迹一般愈合了,但他正面看还是梁葫芦,后面看却已经是一枚骷髅。”④)这些都是孙女的话,孙女对她祖父的这个所见的讲述。

《陆犯焉识》小说故事当中,大部分都是陆焉识的眼睛在看小说当中所有的人,还有所有的景观。比如小说第一个回合,他们从工地回到这个监狱的时候,老几(陆焉识)想跟邓指请假去场部看那部有小女儿做主角的科教片。当时老几看到邓指的两个鼻孔是黑的,漆黑的,他就想,原来他们干部也跟他们犯人一样,用的是那种非常劣质的废柴油点灯,所以夜里的那个灯油烟子就把他们鼻孔都熏黑了,原来这些干部们差不多过得也是这个生活质量、也不比他们好多少。(笔者注,参见“老几突然发现邓指的鼻孔黑黑的,跟所有犯人一样。邓指今早洗脸没照镜子,把昨晚灯油烟子熏黑的鼻孔留到了今天的脸上。原来邓指这样的高干家里也用拖拉机漏下的废柴油点灯,跟监号里一样。”⑤)就是这个小说场景,但是她没有反过来写邓指看到老几时,老几那种躲闪、那种讲话结结巴巴的那个他,她并没有反过来看这个老几,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全能视角,就是陆犯焉识的一个主观视角。这个主观视角呢,就是接通了这个书写者——孙女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所以呢,她随时都可以由作为孙女的这样一个主观视角,越界到人物的视角,来叙述所有人的这个样貌和这个心情吧。

也正是你提到的这个有限的视角,所以使人物的命运,显得更加地不可测、叵测、更加地显得就是不可控。什么是不可控呢?就是凶险四伏的那种感觉,本来对那些犯人来讲,就是凶险四伏,哪一天都可能由一桩小事忽然演变出一个很大的事件。我记得我还采访了一位刘叔叔,他也是一个当年在我的继外祖父服役的地方当过监狱医生的犯人。

在他当监狱医生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一个犯人。他就跟我讲过一个经历,他说当时他本来就是在那儿砍红柳,突然就跑过来一个人,指责他怎么怎么不对。然后那个人拔出枪来就要打他,所以呢,他就说本来就是一个砍红柳锯红柳,各人有各人的方法,这样一个小事儿,演变成了一个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大事件。当时这个看守还把他给关进了一个教室,然后用绳子把他的腿(这个情节我也用到了小说《陆犯焉识》里陆焉识的身上)捆绑起来,差点把他的腿给搞废掉了——那个绳子捆绑导致缺血,他的腿差点就变坏死了。如果他没有找人来救他的话,如果他没有喊的话,很可能他有一条腿就残废了。

这就是犯人生活的那种非常难以预料的、不可预测的一些凶险之处吧。所以我觉得你提到这个人物的有限的视角,也是他们有限的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把握能力。他们的生活非常不可测、不可把握。这也是犯人生活本身的这种特性,使它(人物的视角)格外的有限,每个人对自己的下一分钟的命运将会如何,都是那么难以预测。

刘 艳:电影《归来》只截取了小说的一段作了改编:陆焉识平反释放后,归来上海家中,冯婉喻却无论如何不认识他,无论陆焉识怎么努力,冯婉喻都不认识他——直到最后。电影舍弃了所有其他小说情节。我个人觉得陆焉识、冯婉喻在最初的家庭生活中如何相处和渐生爱情、与恩娘如何相处等,以及与国民党时期那些社会恶棍要侵夺家产时如何与之周旋等,战时全家人各自的生活变迁等,都是特别好的故事……却全部舍弃了。实在是可惜。也就是说,电影以最后的极致性的冯婉喻失忆、两人始终不能完成相认、陆焉识始终不能真正回归家庭——作为终结。但对于反映了人性幽微和历史更迭当中两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反映。确实可惜。我在想,将来如果能拍一个“《归来》前传”,将陆焉识的留洋、留洋归来、与冯婉喻和恩娘等人的沪上生活,作一个展现,也会很有意义。对此,您怎么看?

有读者和研究者说,冯婉喻的失忆,太突然了,缺少铺垫,那我觉得是他们细读的功课做得尚不夠。小说中当时冯婉喻失忆的发生是这样的:1977年春天4月间,冯婉喻收到陆焉识已被释放、请家属协助政府给予接收的公函后,突然记不起自己刚刚做过什么?不知为何,却信步去买东西,买完两块玫瑰大头菜,却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幸运撞见女儿,觉得脸熟,却一时叫不出女儿的名字了。而这时,正面对女儿的埋怨: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⑥

冯婉喻其时不记得自己所来径、叫不出女儿名字,对于再熟悉不过的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等等,就是开始在往失忆的道路上一点点迈进了。这些情节设置,都是小说家化失忆于无形的细节叙述当中的写法。严歌苓个人的理解里,冯婉喻为什么会在自己所深爱的陆焉识即将要归来的时候失忆了呢?电影作了明晰化处理:可能是由于陆焉识逃回来时,小女儿丹丹告密,冯婉喻在呼喊让陆焉识快走时,头部受到撞击造成。而小说根本没有将冯婉喻失忆的原因,作明晰化处理。特别想了解的是,严歌苓为什么会选择在小说临近结尾时,让冯婉喻失忆——一定不要他们能完成真正的相认和陆焉识真正的“归来”。难道这才符合陆焉识、冯婉喻彼此间那“矢志不渝却始终错过的旷世之恋”的设定吗?请予解析。是您预先设定好的?还是写作中自然而然写成了这样的小说结尾?

严歌苓:失忆,我在前面确实是作了铺垫,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这也是我们严家的一些亲戚,有发生过这样的失忆的这些老亲戚实例。我听了他们讲的这些失忆的细节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经历真的是太苦难了,而这些苦难可能都会诱发失忆。他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有失忆症(就是Alzheimer\'s disease,阿兹海默症)的基因,但如果不被诱发,或许就没事。如果一个人能够平顺地生活,像一个研究学者一样,他到老都可以有正常的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就是说,即使无法避免,但他至少可能会推迟这个病症发作的时间。

但我们可以想象,实际上陆犯焉识要回来——这样一种从天而降的消息带给冯婉喻的心境,不啻为一记重击。这样一个令她非常期盼、多少年所盼望的这样一个好的消息,也会像一记重磅一样,敲在她本来就非常非常脆弱的这种精神层面吧。你可以设身处地去想象,她当时在想,哎呀,焉识这个时候回来,我已经衰老成这样一条老的酱黄瓜了……婉喻她一直是希望在陆焉识面前,自己是一个可以拿得出手,可以上台面,可以漂亮,可以值得欣赏的女人——就是她得是与陆焉识这个男人、她这么爱的一个男人能够相配的这样一个女人。

但是她也想到,如果他归来,他看到的只能是如此衰老的她。我觉得这实际上也就是一记重击,虽然是一个大的喜讯,可实际上这个喜讯的重量,是已经带着一种冲击性,带着一种可怕的杀伤力来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了嘛。婉喻心中住着的还是年轻时的自己,失忆是她对老年自己的逃逸和规避。比如说《陆犯焉识》里婉喻失忆后,她穿着粉红色绒布拖鞋,是一双小姑娘(她专为孙女准备的)的小红鞋上街(笔者注,参见《陆犯焉识》第332页)。这些细节都取材自真人真事,都是我的亲戚告诉过我的,说他的母亲失忆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些细节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对于婉喻这样一个女人,一生都受尽了各种压抑和种种创伤,内心的创伤伤痕可以说是斑斑累累。

无论发生多少变故,她实际上一直是在平静地生活着。她看上去始终还是能够淡定的,就是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她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是怎样的一种景况。就是生活不断地给她留下各种伤害的后遗症。我想可能她这种失忆,是一个命运的捉弄,也是命运对她的保护吧。就是在最后还是不要让她来面对一个——就是已经那么老的一个婉喻,这会违背她自己的愿望,因为她已经是感觉到就是她自己的老年的这种样子,她已经是不能再直面、面对自己的丈夫了。如果她忘却了这些,失忆,也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逸吧。

对了,我的那个亲戚还跟我说,说他的母亲虽然失忆了,但是因为他的母亲是被强迫嫁给他的父亲的,后来他们离婚以后,她就失忆了很多年。但只要把她往那条路上——就是通往他父亲的那个住处的那条路上带,她就会挣扎,她就想逃走,她不想去往那条路上。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不可解释的人的潜意识的那种东西,那种深奥和昏暗,我们都看不透。

刘 艳:我个人觉得,电影《归来》当中陈道明、巩俐的演绎非常好,尤其是陈道明这位老戏骨,演得真是好。他的气质比较贴合小说原著中陆焉识的知识分子气质,陈道明本来就有演知识分子的传统,像1990年陈道明主演的钱锺书同名小说改编的10集电视剧《围城》,他饰演方鸿渐,就很成功。但电影里,是看不到陆焉识的倜傥风姿的,只剩了“老几”的样貌、老年陆焉识的样貌。电影改编,会损失小说很多的情节、细节和艺术性。电影结尾是,字幕打出“很多年以后”,已经不见陆焉识,似乎暗示了陆焉识已经不在人世,更加衰老的冯婉喻对镜理白丝,冰天雪地里,依然在子女陪伴下,在每个月的“5号”去火车站接陆焉识。翘首等待中,电影结束。而电影中,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将小女儿的博士学历和所从事的科教工作,也换成了跳芭蕾舞然后做纺织女工。我觉得虽然演员演得不错,但电影《归来》剧本只表现出了小说情节和艺术含量的不足1/4。您觉得呢?对于小说结尾,很多读者觉得略显仓促了一些,您觉得呢?您觉得有什么遗憾、仍然没有写出的地方吗?

严歌苓:我觉得《陆犯焉识》这样一部体量那么大的长篇小说,把它全部挤进一个电影,是非常难,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看那个当时有个体量差不多的小说叫《日瓦戈医生》,它也是拍了上下集。还是有很多东西,也是没有讲清的,就把很多东西都作了这种抽象处理。就包括这个红军啊,这个指挥员啊,还有就是拉娜(Lara)的这个丈夫的这些处理等,都是非常抽象非常写意的处理。如果要是这个写实处理的话,你根本容纳不下,即使是上下集也容纳不了。

我觉得《陆犯焉识》要是能够拍这样一部看起来比较完整的一个电影的話,我估计要上、中、下三集。可是现在这种观影的习惯,可能也没有人去电影院里坐那么长时间。也不可能看完第一部出来以后,第二天再去看中部对吧,然后再隔一天再去看那个第三部?都不可能。所以我觉得电影《归来》也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电影《归来》选择了这个<strong 失忆的部分,也能够折射出她应该被记住的那些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才华的选择,我觉得老谋子(张艺谋)在改剧本上,还是动了很多的脑筋。邹静之把剧本改的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所有的容量都放在一集里面,也只能这么处理。

我想将来要是这个情况、这个环境,或者是我自己的条件允许的话,我想我应该把它能拍成一个四集的迷你连续剧。因为现在这个迷你连续剧,在美国和欧洲都是非常非常流行。现在因为疫情,家庭的影院就是应运而生吧。很多人喜欢在家里看比较长的一些电影,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以后的几年,我想把它做成一个迷你连续剧。

比如说现在我们家的家庭影院里,所放的这种迷你连续剧也好,或者哪个连续剧也好,无论是德国的或者是美国的片子,它们都有电影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家庭影院的荧幕就是一面墙嘛,感觉这样观影,还是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音效也是环绕的,立体的。所以跟在影院里观影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差不多的。这种家庭影院在美国和欧洲都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房子比较大,很多人家里都修了家庭影院,所以我觉得《陆犯焉识》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迷你连续剧。

我自己现在想,如果《陆犯焉识》最好的展示,让它最终和最最贴近小说的那个影视化的方向的电影形式,就是一个迷你连续剧。

(根据严歌苓录音整理完成)

(责任编辑:马倩)

注释:

①当当网读书:《对话严歌苓——<陆犯焉识>中的“自由”和“爱情”(附视频)》,“严歌苓读书会”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8日。

②严歌苓:《陆犯焉识》,第48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③严歌苓:《陆犯焉识》,第52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④严歌苓:《陆犯焉识》,第52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⑤严歌苓:《陆犯焉识》,第6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⑥严歌苓:《陆犯焉识》,第325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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