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平时,白天上班上学的人走了,院子里就安静下来。

只有我家的外婆与邻家的婆婆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安祥而静谧。光线从天井透下来,形成几道光柱,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露,很随意地飞舞着。

少年时,我家住在一条老街的一个老院子里, 三进天井,中间第二个天井旁边还有一口独立的水井。院里住了几户人家。

一进入腊月,学校放寒假,院子里即使在白天也开始热闹起来。一群半大的孩子追追打打,吵吵闹闹。有段时间,居民委员会还组织唱样板戏、政治学习,还从其他院子借个老地主来开几次斗争会。

然而不管形势怎么严峻,腊月的日子一天天往后过,过年的气氛就开始在院子里弥漫。渐渐浓起来的年味是不动声色地来到的。不知不觉中,屋檐下的晾衣杆上渐渐挂出了香肠腊肉和做咸菜的青菜头,年味随各种味道来了。

过年的氛围是从咸菜开始的。家家都做咸菜,用坛子存起来,吃一年。

父亲借了个架子车,带着我们兄弟俩出南门到蔬菜大队买大头菜。这种菜产量高,是那个时代少有的不要票就能购买的物品。

父亲拉车,我们推车。架子车是从屠宰场借的,有一种血腥味。车直接拉到大门外的河边,妈和姐已在那里等着,一箕一箕抬到水边,开始清洗。腊月的河水刺骨,一双手一会儿就冻得通红。

河边,拓叔叔也在洗菜头。拓叔叔当过右派,一家两口人,有个已经初中毕业的女儿 。此时,拓叔叔站在水中,正在骂女儿,让她快点下河来。女儿有点扭捏,脸还红了。妈见了,对大哥说:“大娃,你去帮拓叔叔;大妹,你来帮我刷泥巴。”

洗干净的大头菜抬回院子,一节一节的竹子被破成一把竹签。插上,吊起来,待风干。再切成丝,拌上盐和海椒,喷上白酒,放入坛子,封闭起来,几日后,即可启食。我家有老家河南带来的小磨麻油,吃时滴几滴,这滋味,何等香!

外婆是院子里过年时的中心人物。她掌握着年货的好多秘密,特别是做大头菜、红豆腐,那最后洒进去的佐料,只有经了她的手才会恰到好处。外婆三十岁时二婚嫁给外公,那时,外公家尚有一些田地,在老家的地头上还是一方舵爷,只可惜外婆生下我母亲后,未及母亲成年,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僅有的田地也被外公抽鸦片抽完了。外婆拖着女儿,从一个地主家的少奶奶一下失了依靠,只得临街租一门面,卖起咸菜和甜食。

也就是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她老人家成了我们这辈人眼里的“食神”;也就是有了这段经历,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震慑的对象,一辈子小心做人。只有春节这几天,她才会受人尊重,才会满面红光地指导各家各户做咸菜。

年味越来越浓,待咸菜做完,就该备年货了。熏腊肉香肠是基本的备货,有农村亲戚的,多是委托亲戚把肉熏好,没这种路子的,就弄个汽油桶,在天井里架起熏。为了产生更多的烟,那柏树枒枝未完全燃烧,汽油桶上还压了块石板。烟就从旁边的缝隙溢出来,在院子里乱窜。

我家穷亲戚多。最早来的是八舅,送来一块黑乎乎的腊肉。舅给外婆说:“母,今年养的猪死了一头,只杀了一头年猪,大都卖了,今年买化肥的钱都不够,只能送这点孝敬你老人家了。”外婆停下手中的针线,在老花眼镜后面盯着舅看了一阵,说:“那娃儿读书的钱从哪儿来?”那边低着头,叭啦叭啦抽着叶子烟,闷声闷气地说:“村小也学不了个啥子,就不读了呗。”

两人沉默了一阵子,后来外婆说了句:“书还是要读。”舅走的时候,她从内衣掏了五块钱给舅,望着走远了的八舅,又说了句:“造孽哟。”

拓叔叔的腊肉一直熏了两天,烟也飘到了街上。居委会程主任端着个茶杯,气冲冲地走进院子,一看是拓叔叔,气就更大。“‘拓好儒’,你这是在干什么?弄得一街都是烟!”拓叔叔立马点头哈腰,不敢回一句嘴,大妹站在一旁,也不敢说什么。

老爸在公共厕所洗完澡,刚好出来,见此情景,马上过去解围:“嘛无事找事,满街都在熏腊肉,我们这个院子就不能熏了?”程主任最服老爸:两人都是部队下来的,爸是抗日,程主任打老蒋,又都喜欢喝酒,交情更不在话下。爸因是军校出身,更让程主任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爸的官还大一些。程主任说:“书记,你说了就算嘛。”爸说:“春节还是得喝台酒。”程主任忙说:“那是,那是。”

爸一边往家走,一边拍了一下大妹:“今后这种事不要出来看了。”大妹羞涩地笑了一下。

哥一直拿着本书在旁边看,第二天,忽然对我说了句:“大妹笑起来好看。”

不是川渝一带的人,很难理解汤圆对过年的重要性。简单来说,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汤圆。在我家,推汤圆尤其有仪式感。

从腊月开始,一有太阳,外婆就把糯米倒进簸箕,戴上老花镜,坐在天井里开始清理沙子、草根、谷壳。一点一点,往往要用好几天时间。这之后,要用水浸泡糯米。那一年,院子里已有了自来水,但是绝不能用,需到城外的大水井里挑来。

糯米泡上,就要开始洗磨子。磨子好久没用了,我与哥把磨心卸下来,婆用刷把就着水,开始死劲地刷,刷一阵子就用鼻子凑上去嗅嗅,直到最后她说一句“好了”,磨子才算洗干净。

泡软的糯米每次往磨眼里放多少是有讲究的。外婆亲自掌勺,我和哥轮流推磨,一会儿工夫,脸就涨得通红,头上也热气腾腾,小袄也脱下来了。五斤米,两个小时下来,我俩已经气喘吁吁。米浆流进一只白布口袋后,被扎住口,放在磨盘上用磨心压住,把水分慢慢榨干。

按旧俗,过年一入腊月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春节,只不过那个时代省约了很多环节,也只过得起一个春节了。

推完汤圆,就是准备年夜饭。

我们那地方的人,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吃年饭,以满足娘家、婆家的团圆。我家的团年饭总是大年三十才吃。

这天,妈算了一下,还差一斤豆腐干,两个猪蹄。妈对我和哥说:“三去买豆腐干,大娃去排队买猪蹄。”妈又说:“早点起来,晚了就卖完了。”又叮嘱哥给“罗胖子”说一句好话:“看在你爸的面上,给两只后腿。”

我有點儿激动,又有点儿压力,早上四点就醒了。我握着妈给的一张食品票和五毛钱,去北门外的豆腐门市。

我要从南门走到北门,街上的路灯还没开,全靠手电筒的光照在石板路上的反光。我一路上喘着气,由于天太冷,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到了门市前,已有好几个人在排队了。我赶紧贴上去,陆陆续续地,又有好些人排上了队。天寒地冻,排队的人哈着气,跺着脚。

七点应该开门,店里的人也进去了。一个人走到排队的前列,说这些位置都是我的——前八个。后面的人闹了起来。这人等了一会儿说:“你们看,这八块石头就是我排的队。”正说的当头,豆腐门市里出来一个人,一半的人也就不敢说话了。

有人私语,这是门市部的主任,那个用石头排队的是他的儿子。

主任走出来,看了看长长的排队人群,拍了儿子一耳光,说:“前面是四个排队,郎个成八个了?又是你那帮难兄难弟!我们要服务人民,不是服务同学兄弟!”

门市部的门开了,前面的人拿了四份走了,有人嘀咕,被站在案板后面的主任盯了一眼,也不吭声了。我很紧张地贴着前面的人,终于到了我,我把票和钱递进去,拿着一斤豆干挤出队伍。走出人群,一眼就看到爸站在后面。爸把我挤歪的帽子扶正,然后说:“不要怕,今天你要买不到豆干,老子非收拾他不可。”

我和爸回到家,哥与大妹也回来了。哥买回了两只猪后腿,外婆与妈都很高兴。爸说:“‘罗胖子’这个人还是不势利。”又对大妹说:“给你爸说,今年就一起过年了。”大妹红着脸,不住地点头。

哥欢天喜地地去请拓叔叔。他最近正在跟着拓叔叔学写大字。拓叔叔带了一副对联:“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振荡风雷急”。

大年三十吃年饭,除了我们一家人、拓叔叔一家人,还有老家一个在当地当兵的老乡和一个流落在异乡的退伍军人。

外婆满面红光地把菜一道一道端上来,一干少年儿童就欢呼起来了。有凉拌的兔子肉,有炖的猪蹄,有粉蒸肉。这顿毕其一年的年饭,在那个年代堪称“豪华大餐”。其实几十年过去了,我家的年夜饭大致也就是这些菜。

爸和妈相向而视,苦笑了一下——就在当天,有革命群众给老爸贴了张大字报。

院子外传来稀疏的鞭炮声。对于孩子来说,新年的一声炮仗是年的开始,过年的兴奋劲儿会被激发起来。

爸爸望着天井上渐渐暗下来的天空说:“我们也放个炮吧。”

一家人都有些诧异。我家对放鞭炮很反感,姐就是有一年春节被飞来的鞭炮把脸上炸出了一个疤,从此以后就不放炮了。

妈说:“要得。”

我飞奔出去,买了一包鞭炮回来。爸一串一串地丢到每一个房间,最后把最长的一串丢在天井里。鞭炮肆意爆炸着,像一条蛇一样扭动,足足炸了三分钟。灰色的烟在院子里弥漫开,久久不散,间或还有未燃尽的,忽然响一下。

大年初十,爸被带走了。

下午,来了一帮人。妈的一个同事对妈问话:“你是XX的老婆吗?”一听这话,妈那一丝惊慌的眼神变得警惕和沉稳起来,她没说话。发问的人停了一下,又说:“根据县革委会的决定,要对XX隔离审查。”妈问:“他犯了什么事?”没人回答。妈又说:“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一行人开始搜查家里几间房子。我站在院子里开始唱歌,撕心裂肺地唱,一直唱到抄家的人离开。此时,我已泪流满面。

外婆瞪着眼晴,流着泪说:“那个火炮放拐了。”

爸被隔离了两年多,然后发配到川西一个果园劳改。又过了两年,此时已是另一个时代了。新来的县委书记开常委会的时候问:“那几个被判了刑的‘走资派’平反没有?”分管常委说:“还在重新审查。”书记用山东话嘀咕了句“娘的”,说:“春节前先把人给我弄回来,节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和清理‘三种人’了。”

爸在春节前终于回来了,扛着在农场分的一麻袋苹果。一家人又过年,从此再也没人说起放鞭炮的事。

(责任编辑:孙婷)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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