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畔沉吟

管卫中

如果要收藏,我最想收藏的东西,是书和河流。

在与我热爱过的亲人失去联系的很多年很多年里,我的心总是孤单的,是时时容易感物伤怀的。百般无奈之下,我渐渐地把心思转向了书和河流。这两样东西成了我的灵魂伴侣。

书的温暖自不必说,它是比我辈眼力所及要丰富千万倍的另一个大千世界。它帮助像一只蚂蚁一样在指甲盖大的地方上活动一生的我打开视野,心游万里,其趣无穷,焉能不珍视?而河流是大自然中最堪观赏的奇观之一。发源夺隘时,它有红军万里长征的决死之心;征罢出海时,又似散发逸士弄扁舟。或如壮士拼死突围;或似智者闲庭信步;或铁骑突出,雷霆万钧;或闲云出岫,琴声琤瑽;春日似处子绿纱婆娑,冬天如冷美人白裘拥颈……不唯风光多姿,它也像是白发纷披的万年老人,经见过身边无数沧桑世事,却沉默无言,了无痕迹。它是這个世界上另一种谜一样的存在,令人着迷。

人类对河流从来就如母子般的依存关系,凡是文明早发、人烟稠密的地方,必有河流。河流是解开文明奥秘的钥匙,是活的历史。以此之故,数十年来,我每到一地,必寻觅当地的河流,细细观察周边地理形势及物产、遗迹、民风,若有所思。

有一年,我走到了甘肃礼县的西汉水。从大堡子山上俯瞰,西汉水宛如一条马缰,蜿蜒在山谷里,浇灌出大片的庄稼地和棋布的村庄。比起长江、黄河,西汉水真是太不起眼了——在四百五十万分比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它的踪迹。但就是这条深藏在山谷中的汉水支流,在三千七百多年前,吸引了从山东曲阜长途逃命而来的嬴秦几十个先人。他们在这片鲜为人注意因而十分安全的偏僻山谷中安顿下来,利用自己精湛的养马技艺和川道里富含盐分的牧草,放牧牲口,繁殖骏马,繁衍部族,抗击周边西戎部族的一次次围攻,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并日渐壮大。因了一些历史机缘,这个牧马部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大舞台,成为春秋初期一个后起的诸侯国——秦国,且领地逐步推进到今陕西境内。再后来,经过几代雄才大略但也杀性十足的君王苦心经营,如狼似虎的秦军踏平了战国六雄,建立了秦帝国。汉人司马迁写就的《史记》将这块秦人起家的弹丸之地称为“西垂”。埋葬着秦人先祖尸骸的大堡子山墓群,至今仍在发掘之中。秦末,项羽曾对嬴氏家族进行灭种屠杀,残存下来的嬴姓族人纷纷隐姓或改姓。这里至今还有一些赵姓村庄和极为稀见的嬴姓人——他们可能就是嬴秦的后人。尽管秦国一统天下,为后世的中华版图奠定了基础,也使“一统天下”思想成为后人心中的固定信念,但其在统一的过程中杀人如麻、血流漂杵,及至秦始皇所创立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制度,却并不值得后人自傲。毋宁说,养育了秦人的西汉水是一条滋味复杂的河流。

2012年,我从北京返回兰州途中,驱车从山西与陕西交界处的河曲一带越过滔滔黄河,一路上还在为见到黄河中游的浩大凶猛景象激动不已,忽而又在陕西米脂、绥德一带撞见了无定河。这条河在历史上因水流忽大忽小、忽深忽浅、忽清忽浊,被当地百姓称为恍惚都河、黄糊涂河,官方名称无定河。据说,这条河在定边源头处,有三五十米宽,水势浩大。而我所见到的无定河,是一条艰难挣扎在陕北黄土丘陵丛中的只有两米左右宽的浊流。有好几次,看看细得就要断流了,转过山嘴,却又忽然出现。它就像个精壮的陕北小伙儿,从定边流到靖边,被极度干渴的陕北黄土高原大肆吸吮,越流越细,又挣扎着流到米脂、绥德,流成了一个干枯的老头儿,最终从清涧好歹汇入黄河。我之所以记住无定河这个名字,源于大学时代读过的晚唐诗人陈陶的两句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不必掉书袋,大致说,从唐玄宗天宝年间起,唐朝军队在河东、朔方、陇右、河西一带,与强大的吐蕃、突厥以及安史乱军进行过多次血腥大战,无定河流域正是战场之一。作为诗人,陈陶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在前线卖命的士兵一边,站在了苦苦牵挂丈夫的女子一边。比起那些靠投朝廷所好作文而博得一点廉价文名的文人们,这个人是很值得敬重的。

又一年,我走到了甘南碌曲县白龙江源头一带,细细观察了一条江发源的情形。原来,源头并无主源,广阔而起伏的草原上,无数眼泉水流出来,在草皮下顺着倾斜的地势向下潺潺流淌,渐渐汇成一条条细细的溪流。再汇聚,形成一股稍大一些的水流。到达甘川交界处的郎木寺时,它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河,人一跃即可跳过。流到陇南文县境内,已是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大河,是名副其实的白龙江了。再南流,经碧口、川东、重庆汇入长江。这种江河形成的原形使我忽然意识到,人们在表述时,常常忘了一个基本常识:有无数溪流才有支流,有众多支流才有长江、黄河。每一个泉眼、每一条溪流,都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年,我到了巴丹吉林沙漠北部的额济纳旗,见到了水流清澈的额济纳河。站在河边眺望茫茫四野,倏然想起一段往事:1937年抗战爆发前,日军派出一支由少将机关长江崎寿夫率领的特务队,在额旗收买蒙古族旗长,开始在当地修建一座军用机场。日军的险恶用意是,中日之间一旦开战,苏联很可能援助中国,而苏联援华军用物资必走新疆、甘肃线路,从而运入中国内地。在距河西走廊不远的额旗建立飞机场,战时可就近轰炸交通枢纽兰州及西北援华通道沿线城镇,切断这条运输线。彼时中国政府忙于应付日军在东部的步步紧逼,日军在西北的这个微小动作并未引起官方注意。额旗只有蒙疆委员会宁夏分会派出的一位青年专员王德淦,他将这一重大情报上报上司,却因人微言轻,未获重视。王德淦决定自己干。他联络了一位喇嘛,趁做佛事活动之机,潜入日特储藏军用电台、武器和给养的喇嘛庙,纵火烧毁,致使日特机关陷入困境。随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潜行到额旗,从王德淦这里了解到日军阴谋,在《大公报》上发文披露,这才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宁夏派出民政厅长李翰园,赴额旗设法取缔日特机关。李翰园绕道兰州,赶赴酒泉,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带领一个排的士兵赶到额旗,设计智擒江崎寿夫等日本特务11人,彻底破坏了日军建机场的计划。擒获日特的那一天,正是“七七事变”之日。这批日特被押赴兰州,执行枪决。中日开战后,由于额旗机场未能建成,日军轰炸机只好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多次袭击兰州。由于航程远,兰州方面有较充裕的时间做好疏散民众和部队迎战准备,所以六年轰炸下来,总体损失居然不大。同样由于航程远,日军战斗机的续航能力有限,不能护航,只能由轰炸机单独执行轰炸任务,致使日军轰炸机群在兰州被我方战斗机和高射炮先后击落47架,击伤多架——在日军飞机先进、航空兵技术高超、军力强大而我方防空军力非常薄弱的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战绩,其间的艰险难以尽述。兰州守军以薄弱的防空力量,最终成功地保卫住了西北国际运输通道中转站,苏联援华物资经过兰州,源源不断地运入内地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艰难的内地抗战。这些后来发生的战事都与额旗机场被王德淦、李翰园等人端掉有关。我在想,如今的额济纳旗成了游客们观赏胡杨林的胜地,又有几人知晓这几个被历史淹没了的有血性的中国人呢?

数十年中,我陆续见识过黑河、疏勒河、洮河、大夏河、祖厉河、渭河、泾河,青藏高原的柴达木河、通天河、沱沱河、拉萨河、雅鲁藏布江,北疆的伊犁河、玛纳斯河、孔雀河,南国的嘉陵江、扬子江、黄浦江、钱塘江、大运河、长江、珠江、万泉河……以及德国景色如画的莱茵河、美茵河,俄罗斯忧郁的伏尔加河、莫斯科河、涅瓦河和辽阔到骇人的波罗的海。这些形貌各异的大江小河,总让人想起某个人的坎坷身世、足迹、彼时的心境,或者一群人的艰难生栖、迁徙、征战、存活或消亡。晚上枕着水声回味默想,我恍然觉得,这些河流仿佛是一卷卷打开的无字书。它们似乎是在用一种我不大听得懂的语言,向我述说着这块地域上的人们经历过的往事,以及与被书写走样了的那部分真相。

与我生命直接有关的,要数黄河了。2019年9月19日,我与一众文友走到兰州河口镇时,感觉到了一种重走旧地的亲切与怅惘。

四十三年前,也是九月,我和一群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乘坐着一辆大轿子车,驶进了兰州城。我們是兰州维尼纶厂招收的青年工人。对我这个自小生长在小县城里的人来说,兰州,维尼纶厂,这是能让人产生多少遐想的字眼啊!然而汽车拉着我们穿过市区、西固城,沿着黄河一路向西,进入荒凉的郊区。车外的黄河是冷漠的,兀自湍急东去。河对岸是掩映在树林中的零零落落的村庄,再远处是一溜土黄色的秃山。我们的心越走越凉。在一个名叫新城却除了一座简易桥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看到了兀立在岸边的两个糊满泥苔、静止不动的高大水车。这回再到新城,我才听甘肃档案专家姜洪源先生说,这是兰州仅存的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修造的水车。

兰州维尼纶厂坐落在离河口镇约有两三里的黄河岸边。这是七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建立的九个维尼纶厂之一。四五千名工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出头。一小部分工人来自南方,大部分工人是来自甘肃各地的下乡和回乡知青。车间里流行兰州方言和“京兰话”。赶时髦的小伙子们都弄一顶绿军帽,帽顶用牙咬出一圈棱子,戴在头上好精神呀!

时值1976年初冬,天气已有些寒冷。在兰维厂子弟中学的一间大教室里安顿下了床位之后,我偷空出来,绕着兰维厂转了一大圈。呀!大片的露天厂房绵延数里,烟囱林立,圆筒状的反应炉、曲折交叉的银色管道在太阳下熠熠闪光。虽然还不见工人上班操作,但大工业的宏大气派已令我心潮澎湃。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能够跻身于这个崇高的阶级,是青年人普遍的理想。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工人了,心里有一种念想悄然而起:穿上胸口印有“兰维”字样的劳动布工装,胸前小口袋里再插上一支钢笔,上班之余,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几首小诗,作者名字前面写着“工人 xxx”,就像我所仰慕的工人诗人李学鳌、李学艺、傅金城那样。嘿,那叫一个棒!要知道,为了有这么一天,我已经在插队的土炕上背熟了高红十、徐刚等人的阶梯长诗《理想之歌》,在煤油灯下吭哧吭哧地写作了两三年。

谁能想到,不久就有消息传来,我被分配到了谁都怕去的电石车间——那是兰维厂有名的累、脏、差车间。据说,电石车间的工人们是清一色的光棍,连在食堂工作的油光光、胖乎乎的姑娘们都不愿意找电石工人。车间书记整天在为闹情绪的大龄工人们物色对象呢!我一下子就蔫了,就像扎了眼的气球。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有天早晨去上班,路上忽然看见厂区墙上贴满了红纸黑字的标语:“打倒王、张、江、姚!”“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正在干活时,车间外突然锣鼓声大作,口号声连天。随后,厂里开大会批判、声讨、游行,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好些日子,厂里好像是在过盛大的节日。但工人们私底下对这件事却很冷淡。那个年月,今天打倒一大批人,明天高高在上的副统帅又叛逃,成了谋害领袖的罪人,后天又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在又是什么“四人帮”。工人们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虽然跟着瞎喊口号,心里却并不在意——这些事跟我们下苦干活儿、早上喝苞米稀饭、晚上算计着饭票吃几个馒头有什么关系?我刚刚在插队的村子里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后的全国戒严和“严打”——有一个中学毕业生因为强奸幼女被判了死刑。犯人插着亡命牌被拉去执行时,他妈妈死死抱住公安的腿不放手,哭诉哀求说:“求求你们饶了这个瞎怂吧!”“让我替我的儿子去挨枪子吧!”“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啊!”“我给你们磕头烧香!”……公安不许。她又抱住儿子号啕大哭说:“儿啊,你干嘛要祸害人家的尕女孩啊!”见过这种场景的我,哪还在意什么“四人帮”打不打倒的事?

但一年以后,这件事就跟我发生了某种关系。此是后话。

我那时最苦恼的还是自己的处境和前途。电石车间是制造维尼纶的第一道工序——把焦炭和熟石灰熔炼成电石。我被分配在车间里最艰苦的电炉工段,工作跟炼钢工人很相似,戴着墨镜,握着一丈多长的钢钎,待电石炼成时捅破出炉口,火红的电石液喷溅而出,宛如一条火龙,流入巨大的钢锅,由电动车拉走。电石坨冷却后抡大锤砸碎。这情景听上去很壮观,但实际干起来却不怎么好玩。出炉时,炉体周围的温度达到七八十度,人好比是贴近火炉的馒头,几乎要被烤焦了。炉口喷出来的电石液火星四溅,稍不留心就会被烫伤。我几次遇上师傅穿的棉衣被烤得冒烟、着火,赶紧脱下来扑打、浇水,火才熄灭。火红的电石液一碰上水滴就爆炸,而电炉中的冷却水管常常漏水,多次发生爆炸,有人就曾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每一次爆炸后就停产检修。每次下班,我们的工作服都被汗湿透了。我看到,每一位师傅的工作服后背,都有一幅汗碱浸出的白花花的“地图”,能刮下二两盐来。邻近的白灰工段干的是把石灰石烧成熟石灰的工序。这个工段几乎全是女工。每次下班,我看见这群姑娘一身石灰粉,通体灰白,捂着肮脏的大口罩,眼睫毛上都是白灰粉。

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在车间洗澡房,工人们将一身肮脏破烂的工作服三两下脱在地上,跳进澡池,发狠似的打肥皂,搓洗,打了一遍又一遍,洗了一通又一通,似乎这是最后一次洗澡,要把这些肮脏彻底洗干净,永不再染。从另一个洗澡房出来的白灰工段的姑娘们,垂着湿溜溜的长发,一个比一个新鲜靓活。里面有两个平时辫子及腰、身材苗条、堪称“厂花”的姑娘,分别叫马丽君、乔继霞,更是出众,直看得电炉工段的小伙子们眼神都直了。可惜,也就过过眼瘾而已,白灰工段的姑娘们决不找电石工人处对象。也难怪,难不成小两口都成为电石工人,回家互相搓澡?

我的师傅,班长大韩、班副陈志河,还有面相英俊且人极憨厚的大郭师傅,都是过三十的人了,还是光棍。大韩是山东人,一米八的个头,腰杆倍儿直,五官周正,脸白,性情温和,绝对的棒小伙儿,可就是没人“跟”。车间主任、书记给张罗了好几个姑娘,见面也喜欢,可人家一听是电石工人,就不吭声了,再也不愿见面。失败的次数多了,大韩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脸永远沉着。他们已经习惯了艰苦的劳作,但最不能忍受的是势利的姑娘们鄙视的眼光。陈师傅实在无奈,干脆调回老家找农村姑娘去了。事实上,电石工人个顶个的都是挑出来的麻利、健壮的小伙儿,体格精壮、眼疾手快,干活儿特别利索。这群小伙子,组成了一个光棍车间。

师傅们如此,我一个大头徒弟还有什么戏?等着吧。

我后来读到陈建功的短篇小说《丹凤眼》,说的是京西煤矿上有个丹凤眼的漂亮姑娘,单单就喜欢上了一个下煤窑挖煤的文弱小子。我心想,“煤黑子”比电炉工的活计还差,那么俊的姑娘能看上你?

我印象最深的是电炉工段副段长张建国(从名字上看,他可能出生在1949年)。他是南京人,中等个头,经常穿一身印了“地图”的脏污的工作服,一副精悍的样子,干起活来是个不要命的主。电炉每次出险情,喷溅红焰的炉口堵不住,遍地烈焰熊熊,他头一个往上冲,大皮鞋踩在烧红的电石渣、铁轨上,滋滋冒黑烟,他根本不当事,玩儿命。也是他,曾带领一群青工,跟寻衅滋事的数百名民工打过群架,抡起铁锹就照人身上砍,玩儿命。他平时极少说话,偶尔一笑,有一股狞厉的味道,偶尔自言自语蹦出一句就是:“什么世道!”让人吃惊。我那时候懵懂,不懂他的心思。后来我才知道,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中国的工业生产落后于西方何止二三十年?!1977年,中国这辆脱轨的列车还没有被扳回轨道,兰州的工厂里还是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思路,也就是以批判“四人帮”的方式来“促”生产,而事实上,“抓革命”与抓生产完全脱节,二者根本不搭界。中国人还在以文革中的这种荒谬逻辑糊弄自己。兰维厂的机器有不少是进口的,没有任何外国技师指导,青年工人们还没有掌握机器操作,只是在用自己摸索出的一点可怜的操作经验勉强维持着生产。唯一已投产的电石车间事故频出,走走停停。有机车间、纺丝车间等两个主体车间都还未投入运营,离生产出维尼纶还早着呢!生产极不正常,工人们收入微薄(月工资在24元至36元之间),工作环境艰苦,看不到人生前景。他干活疯狂,打架不要命,其实是在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

我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跟师傅们混过了一年,当一个工人诗人的梦,早就不想了。不过日子实在太乏味,总得找点有点意思的事情干干吧?我发现车间里有几位工友跟我一样,都喜欢读书,可是文革中几乎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到哪里去找书?正好,有一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青年工人中间悄悄传阅。通过传看这本手抄本,我们几个人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读书小组,约定谁手上有好书,就互相传阅,读过后还可以互相交流看法。这个读书小组中有个师范毕业生,还有白灰工段的女工马丽君、乔继霞、宋亚琴等人。我后来才知道,文革后期至1978年,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读书小组,拥有图书最多的,是北京青年。他们毕竟生活在北京,许多高干、高知家里都藏有大量的中外名著,可以偷出来悄悄传看。此外还有钟阿城这样的书虫,一个人钻进西单书店,淘一些怪异的书读,想法也就与众不同。湖南的韩少功一拨人,居然爬进书库,偷出一大堆书来读。他们早已在怀疑文革。贵州的金观涛、周国平这些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已经在用书信的方式,秘密探讨一些重大的问题。比较起来,远在边荒之地兰州的我们这些青工,可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正因为书少,我读《第二次握手》才入了迷。入迷到什么程度?这部小说劈头就描述了这么一个情节:女青年丁洁琼一次掉进河里,被男青年苏冠兰救起,二人产生热烈的爱情……虽然丁、苏二人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我还是被这个情节彻底打动了,于是每天下班后就坐在厂外的黄河边,等待哪位不开眼的姑娘掉进河里,我也来个英雄救美,然后……可气的是,所有的姑娘思维都很正常,我在河边苦等了一个夏季又一个秋季,从来没碰上哪位姑娘想不开。唉!这事儿弄的,都有点不好意思见人了。

这本小说还有一个效果:它让我们这些青年工人看到了一个新鲜无比的科学家的世界:苏步青、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以及原子物理学家丁洁琼、医学教授苏冠兰。我琢磨着,是这些科学家,让我们对数学、物理、医学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兴趣。没有这些东西垫底,我们也不会对后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产生那么强烈的兴趣。我想,这就是最初的启蒙吧?那时我不知道,这本小说的作者张扬,差点被枪毙。

我前面说过,对粉碎“四人帮”,我们并不全然在意。但没成想,这回的事情在慢慢演变着。邓小平复出。他和一群“扳道工”正在拼尽全力,把中国这列出轨的列车往轨道上扳。到了1977年底,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这些青年工人都可以报考大学!这无疑是给千百万在自己的人生荒原上迷茫無着的青年展开了一条大路。但起初,考大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高不可攀的感觉。又一想,试试又何妨?不就是个失败嘛!好歹咱也有个赶考进士的感觉。就这么着,我们这个读书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报了名。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我们谁都没有课本,还要天天按时烧白灰、炼电石。好不容易七拼八凑找来两本数学、物理、化学合编的复习资料,我们相互传借,开始了所谓的“复习”。五六年插队、做工的经历,大家的功课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甚至仗着年少轻狂,当起了大家的义务辅导员。

这年年底,我们在西固兰化公司中学一间教室里参加了高考。考完了,谁都觉得自己没戏,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班照上,澡照洗,日子照过,管他别人怎么猜测。

翻过年,一张油印的巴掌大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全厂众多考生中只录取了三人,我是其中之一: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且不说我考得并不咋样,关键是政审也过不了关呀!我的父亲在抗战时期曾经参加青年军,当过炮长,差点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去了缅甸。文革中,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也因此背了挂落。莫非这些“污点”都不要紧了?世道真的有些变了?

真要离开兰维厂,离开我的同患难的兄弟姐妹和师傅们,特别是读书小组的几个姑娘,我突然觉得异常伤感,想掉眼泪,都有点儿不想走了。我想留下来,帮助读书小组那几个没考上的姑娘复习,来年大伙儿一起再考。我自己走了,留下这些苦难的兄弟姐妹在厂里继续受苦,这算怎么回事?

可是我不能保证来年还能考上,这唯一的机会不敢放弃。事已如此,最后商定,我先走,到学校后给他们准备充裕的复习资料,帮助他们再考,直到每一个人都考上为止。

依依惜别的日子非常难忘。我始终记得他们的临别之语和黯然的表情。

让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临别之际,我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初恋。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漫步在黄河边的悠长马路上,当那个长辫子的俊俏姑娘低着头含羞地忽然说“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来送你,就送你一颗心吧”时,我突然被打懵了,击昏了,傻了。

再后来,就像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我们的故事也以悲怆的音符画上了句号。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

需要交代一句的是,两年后,我们这个读书小组的几位成员,一位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两位考进了电视大学。其他的人还在厂里烧石灰炼电石,直到下岗。

我最终还是失信了。

2012年秋天,在离开兰维厂三十四年后,我重回厂子,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当年炉火熊熊、人声鼎沸的电石车间已空寂无人,地上堆满了煤炭,变成了一片卖煤的场地。白灰高炉还孤独地矗立在灰色的天空下。电石车间已是被遗弃在黄河边上的一片废墟。兰维厂已经奄奄一息。厂房、机器仍在,然而人去楼空。昔日青工们饭后徜徉、谈对象的中心路段,已是两溜卖菜的摊点。往日的青年工人们都成了下岗的摊贩或者靠微薄退休金过活的老人。在闲坐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认出了一个旧日一起进电石车间的工友达朝志。他告诉我,兰维厂后来很红火过一阵子,1994年前后达到高峰,厂里生产的电石、聚乙烯、维尼纶三种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96年与亚盛集团整合以后,厂子的境况就越来越不行了。大批工人下岗,还有一部分技术骨干工人去了宁夏和南方的维尼纶厂。他自己早就下岗了,现在就等快点老去,熬到55岁就可以拿到退休金。钱虽然不多,但好歹总比现在每月领几百元低保强些。他还告诉我,白灰工段的乔继霞——我当然记得,那个用好听的兰州话柔软地叫我“小管小管”的长辫子美丽姑娘——嫁给了市里一个工人。早些年因患乳腺癌无钱医治,早早离世。张副段长,那个干活、打架都玩命的年轻的“老”师傅,一次上班时被钢丝绳打断腿骨,回到老家养伤,不治身亡。大韩师傅终于娶了一位妻子,携妻回了山东老家。宋亚琴后来成了兰维厂电视大学的老师。我的唯一一位留在厂里的女同学,下岗后闲居在家,家徒四壁,郁郁寡欢。她的女儿大学毕業后怎么也找不到工作,蒙厂里安排,月薪1200元。曾经在我口粮定量不够吃时给我送过饭票的“三八红旗手”李爱华,嫁给了一个“渣男”,不久离婚,又首批下岗,在兰州市开过饭馆,在张掖照顾父母多年,如今仍在为给儿子买套房子结婚而一点点攒着钱。

旧景不再,斯人已逝。几十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始终记得他们,记得那些陪伴我走过一段青春路程的亲爱的人们。

我进入大学的1978年初,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被激活的年代。在与工厂环境截然不同的大学校园里,我受到了那个时代独立思考风气的强烈熏陶。仿佛是一个在岩洞里待久了的人,爬出幽暗跑到崖边,看到江河横流,天地高阔,山峦起伏,胸襟一下子开阔起来。到大学毕业时,我仿佛已经换了一个人,骨头里渗入了钢质,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单纯、懦弱的青年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甘肃省文联,有幸参与了《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创刊及其后六年的编辑活动。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夏天,出于研究西部文学须先熟悉西部人文地理情况的考虑,我请假半月,去了青藏高原。在青海省玛多县,在巴彦卡拉山脉脚下,星宿海西的约古宗列曲,我仔细观察了黄河发源的情形。从拉萨回到兰州后,听到了一个消息:《当代文艺思潮》拟与《飞天》合并。这份杂志坚持到1987年底,如期“合并”——实际上是部分编辑人员风流云散,部分并入《飞天》编辑部,《当代文艺思潮》于无形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代文艺思潮》的那一段岁月戛然结束了,但我从此走上了编辑兼学者的道路。工作的路可以切断,但精神的路是无法切断的,就好比从草原上渗出的泉水,注定要汇集成河,辗转流向远方一样。

1997年,我在黄河雁儿湾河段游泳时曾遭遇过一次大险情。

1998年,我和三位青年朋友到了甘青交界处的大河家渡口,看见了黄河对岸刀削般的赭红色石壁,知道这里正是解放大军以筏泅渡、直捣西宁马步芳老巢的地方,还在大河家清真寺遇到了清末赫赫有名的回军领袖马占鳌的重孙,由此引出一篇文章。多年后,这三位朋友都成了个性卓异的诗人或剧作家。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很多年很多年,我心里常常萦绕着这句歌词苍凉、感伤的旋律。

2008年,因了对黄河的一种情结,我索性搬到了黄河边的雁滩居住。能够就近时时亲近黄河,对我来说是一种孤独无着时的心灵陪伴。

2019年9月18日,我与一众文友的黄河大峡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学术实地勘查。

黄河自青海北部进入甘肃地界之后,即遇到一连串石壁对峙、像是要夹断水流的峡谷,如拱北峡、孟达峡、炳灵寺峡、刘家峡、享堂峡、盐锅峡、八盘峡,出兰州后的桑园峡、大峡、乌金峡、大浪沟、红山峡、黑山峡。进入宁夏境内,又有青铜峡。绕过银川,北流至内蒙古的大后套,方才进入平展辽阔的平原地带,浇灌出一大片肥沃的产粮区,人称“天下黄河富一套”。

民国时期,甘肃各地物产多聚集兰州,从黄河水路运至内蒙古包头,而后从平绥铁路运至京津转售,运输工具就是木筏、皮筏。《甘肃省志·航运志》有多处这样的记载:“会城所在,货物聚焉,粮盐杂货售销畅多,而皮毛多运销省外……河流壮阔,航运之筏,多联四、联六以成一筏。而兰州条烟、棉烟、杂货、蔬、果、瓜、梨等皆由此登筏。”(甘肃人民出版社)

我近两年用心的,是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形。当年,日本军队在北线已经侵占了绥远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政府,准备向西攻占绥远的最后一片领地绥西地区,而后兵锋南指,踏平宁夏、甘肃。1939年冬天,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长沙保卫战首度击退日寇之后(此前的所有城市守卫战均以惨败失守告终),蒋介石信心大增,准备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筹划在全国11个战区展开全方位的“冬季攻势”。其时,傅作义将军统帅的嫡系35军和马鸿宾的宁夏军81军、门炳岳将军的中央军骑兵第7师驻守在绥西五原、陕坝地区,也即黄河“唯富一套”的地方。傅将军巧用游击战术,偷袭日军重镇包头,围点打援,打残日军两个联队;两战绥西,以弱旅击败了日军劲旅26师团,夺回了绥西地盘,史称“五原大捷”。在全国11个战区的“冬季攻势”纷纷落败之时,独第8战区的战绩殊为可观,受到最高统帅部的嘉奖。更重要的是,此战挡住了日军继续进攻宁甘两省的战车履带,致使绥西以西的人民未受日军屠戮蹂躏。

绥远战时受长官部设在兰州的第8战区统辖。大后套地区激战正酣时,我军弹药、粮食不济,部队伤亡巨大且缺少医生、护士和药品。寒冬时节,战士们在前线饿着肚子、穿着单衣跟鬼子拼命,重伤员们得不到救治,纷纷死去。

第8战区长官司令部组织起一支庞大的筏子运输队伍,愣是用数百只牛羊皮筏子载着货物,从兰州溯黄河漂摇北上,把整整一个101后方医院、大批弹药和汽油、粮食送到了五原前线!

筏子运输队途中要经过桑园峡、大峡、乌金峡、红山峡、黑山峡、青铜峡等狭窄险峻的峡道,峡道中漩涡礁石、激流险滩无数,其中令筏子客闻之色变的险绝“塞头” 就有狼舌头、黄崖礁、蛤蟆嘴、米面舌、将军柱、煮人锅、蒸人锅、大撞崖、小撞崖、锅底石、胶泥巴子、棺材石、五雷漩、白马浪、拦门虎、小观音、双漩子、一窝猪……仅看皋兰县境内的大峡,《甘肃省志·航运志》载:“大峡亦长六十余里,益多奇险,曰将军柱、曰煮锅、曰大撞崖、曰锅底石、曰小撞崖、曰棺材石、曰狼舌头窝、曰大照壁、曰月亮石、曰小照壁。” 筏子客们“率取崖岸形似为名”,绝无文人式的夸饰。听听这些形象的地名,就可以想见水路的凶险了。煮锅峡,就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大、小撞崖,就是崖岸峻峭,水流湍急,撑筏者一不小心就会迎头撞上,筏翻人亡。这些峡谷历来就是吞没人的地方。“筏运或失事,货物客贾辄付洪流,故行者时有戒心。”我们乘船穿峡而过,亲眼看到的大峡情景正是如此。两边峭壁好像刚刚崩塌过,怪石斜垒、倒立,如鳄鱼扑水,如豹子下山,如狼奔豸突,狰狞万状。累累危石悬在头顶,像是随时会滚落下来。峡中黄流似万马狂奔逃命,挤入窄窄的峡口。在这样的峡谷中撑筏疾进,路途遥迢,非艺高胆大、心硬如铁者,不敢行也。

1939年那个寒风透骨的冬天,有多少运送军用物资和医护人员的筏子客在煮锅峡、五雷漩之类的地方遇险,筏翻人落,命丧黄河!

然而闯过了一段段惊险处的筏子队员们依然很快活。他们光着水花溅湿的膀子,撑着木块似的筏子,一边与激流险礁周旋,一边野声野气地唱起“花儿”:

大峡的口儿里水翻浪,

小峡的口儿里风响;

站在了筏头上猛扳桨,

好水手, 端愛在激流里来往!

上了兰州下绥远,

中间(嘛) 要过个银川。

身上的尘土脸上的汗,

谁知道筏子客的可怜!

青年时代从地图上观察黄河走向,我有一点不解:黄河流到兰州后,为何不东向直下陕西、河南、山东,直达出海口,这样岂不更便捷,且省了不少流程?此河缘何要从兰州一带掉头北上,经白银、靖远、五佛、中卫、银川、石嘴山、乌海、巴彦淖尔,而后又向东折入包头,经过一段长长的流淌,再从准格尔旗掉头南下,经山陕峪谷逐级猛烈下跌,直下风陵渡,再东向流经河南、山东,终于出海?白走了一个一千多公里的巨大的“几”字路线,中间还经过了九十九次弯曲迂回,这曲折真是费大了。

经历过1997年那次欲横泅黄河却遭遇铁墙一样的中流,不得不奋力自救、折返此岸以后,特别是经历了许多世事之后,我才明白,不是黄河不愿意走直路,而是地势使然,不得不迂回。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只要肯努力,心里想的,终必成矣。爱情与家,职业与理想,创造与成就,哪一样不会事事如意?及至人到途中,才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凭自己的拼命努力皆可为,皆能达至目标。到头来,你不能不仰天长叹,承认失败。你想要的,可能遥不可及;你不想要的,却可能落到你头上。此势使之然也。

一条河,一个人,一个族群,莫不如此。

但是,不管经历了多少失败、曲折,匹夫不可以丧志,犹如三军不可夺帅。心中有帅在,有一面破损的旗帜还在心头呼啦啦地飘扬,你的眼神就坚定,步履就依然沉着,你还有心力发起一个人的冲锋,生命也就无论成败,年轻或衰老都各有滋味。我想,人生不必刻意寻求成功,但要寻求味道。边走边品味各种滋味,心里始终不寡淡,就算不白活一场。

走过了人生的大半路程,我心里积存最多的,是云雾一样填谷没峰的感伤。心情忧郁的时候,就常去看黄河。冬日看到水量骤减,水流变得异常清澈,河底的石子沙泥清晰可见。数数经常聚集在河边的两三百只野鸭子,看见一只野鸭子在冰冷渗骨的河流中独自顽强地游动,心有所动。春日看两岸柳树吐绿,柳丝拂地,大地重现生机。一轮新的轮回又开始了。我又多了几缕霜发。秋日看两岸黄叶飘零,满目苍黄,而一路从层峡叠谷中冲突而来的黄河,到兰州一带时变得宽阔沉稳,缓缓流淌,不急也不慢,不争也不羡,犹如一个久历战阵的寡言的老兵。

于是我明白了,古代的文人学士们,为什么在对人世失望之后,会把无生命的江河、山脉、星月当作默默倾诉的对象,甚至是最后一个知音。譬如孔子晚年站在河边上,说过一句极短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不描述河水流动的情景——如果只是一串精细的描述而无所思,那他就是个普通人,而不是孔子了。什么是“逝者”?青春,爱情,亲人,挚友,青年时代的念想,以及周公时代的蓬勃气象……这些美好的东西统统漂远了,再也找不到了,就像日夜不停流过去的河水。壮年时代曾经跃马横枪、独踹敌营的辛弃疾,晚年坐在山下自语:“甚矣吾衰矣!……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晚年被流放到海南岛的苏东坡,认为自己此生已不太可能活着回到大陆。在地僻人稀而水天空阔的儋州,他想到,人,其实无不是活在大大小小的岛屿之中,大陆,不过是一块大点的岛屿而已。由是豁然开朗,活出了另一番滋味。李清照晚年孤身流落到浙江金华,有人见她常坐在婺江边,沉默终日,后不知所终。

时光的流逝,生命的易老,人生的孤独,乃至每一个人孤独地走向寂灭,无论有多少敏感的灵魂感叹唏嘘,百般解释,都是无法改变的。不过,一个心里装满了百江千河且以书为伴的人,想必是不那么孤单的。尤其是现在的我,因为某日发现一封旧日信件而忽然明白,你对亲人的思念,是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某个隐秘的地方的。它比无声音的河流更凿实。有这份挂念在心里,就像冬天烤热了的一块黄河石,时时焐在你的胸口,你会真的感觉孤单吗?

(责任编辑:孙婷)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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