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涛

语言的秘密是最核心的秘密。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更往往和语言有关。西方的文艺复兴是思想文艺的一次换血,更是一场语言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开启白话文对文言文的革命。中共创建之后,使用的词汇大多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基本上没有自己原创性的词汇,照本宣科,形成“党八股”。这使得中共初期的语言未熟先烂。毛泽东作为中共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立言者,他改造世界、改造思想、改造作风,从改造语言、改造词语做起。他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他为中国共产党立言,把马列主义的词语、中国传统的词语、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话语结合起来,丕变文风,创造了一个属于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

革命词语在革命土地上茁壮成长。崭新鲜活的“毛氏词语”在历史的岩石上留下深深划痕,在革命队伍中掀起词语风暴。朝气蓬勃的修辞凝集革命者,赢得中间派,击败敌对者。毛泽东“率领”一群汹涌的革命词语攻城略地,占据革命的制高点、道德的制高点,无往而不胜。毛泽东的词语走到哪里,毛泽东的革命就到达哪里。再看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他基本上无力创造新词语新概念,没有新语言新叙事。几十年来,他说来说去的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知行合一”“致良知”,几乎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王蒙在北平的平民中学上学。一天晚上,他父亲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他就是在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将军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李新。这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中學生王蒙马上被李新的革命话语吸引。他对比了国民党官员与李新的话语,一个是“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一个是“李新同志,是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出来的,是首先从语言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北平进步中学生,后来做到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的心得。王蒙从语言对比开始,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词语曜党,文章华国。毛泽东让一个庞大的群体掌握了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共同语言和共同观念。毛泽东的胜利,是意识形态的胜利,是革命词语的胜利。

新的词语,新的意识形态

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d13d3aeb701b06aa5b33a40fc72d6971了一系列新词汇,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文化的核心概念——

中共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三大作风”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前所未闻,开启了中共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新篇章。从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累累硕果之一斑。

“阶级斗争”是影响毛泽东一生的关键词。1926年3月18日,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说:“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历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到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毛泽东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毛泽东借来阶级斗争之火,挟“阶级斗争”之利剑挥舞天下,殆无与之抗手者。因为“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基础,他首先追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939年12月21日,他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马克思主义中包含有“造反有理”的内容,不过不是全部,但是用“造反有理”一词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说法很简练,很好记,的确喊出了普天下穷人的心声。

共产党人一屁股坐在人民这一边,把“工农兵”“农民”“群众”“老百姓”高举起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工农兵、老百姓成为一个标志,一把尺子。他批评轻视工农兵、脱离老百姓的倾向。他说:“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从“群众”出发,中共形成了独特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出发,中共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延安开展的群众运动主要有:识字运动、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劳动竞赛运动、纺线运动、驮盐运动、学习运动、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诗歌运动、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冬季扩兵运动、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劝说运动、坦白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下乡运动、双拥运动、减租减息运动、赵占魁运动、十一运动、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是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领袖,发动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运动是毛泽东闹革命的“独家秘笈”,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他的一门艺术。

共产党以工农兵之心为心,为工农兵说话,说工农兵的话,为工农兵办事。共产党把最底层的老百姓,把那些贫穷兄弟,举得高高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举得最高,比泰山高,比昆仑高。共产党人把人民当“上帝”,当“菩萨”,当“主人”,当“先生”,要求高高在上的“官”放下身段,当人民的“孺子牛”“勤务员”“小学生”“公仆”。毛泽东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他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他把历朝历代形成的“官上民下”的关系颠倒过来,通过对官与民的重新定位与命名,对词语与概念的转换,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举措,一扫流行数千年“官尊民卑”的传统,把历史上地位最低下的“民”高高举了起来。这是对几千年“官场基因”的改写,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农民”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一大发现。马列关于革命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农民”的地位。中共三大之前,中国革命领导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中国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三大时,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并且致力于农民问题。张国焘评价说,这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郑超麟评价毛泽东说:“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组织了农民,成就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同时发现的还有农民的对立面——“地主”。地主原本在物权范畴上归属于农民的分层,毛泽东从阶级观点出发,把地主作为农民的对立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重新定义“农民”与“地主”。他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千百年来与政治无缘、做惯了顺民的中国农民成为民族解放战士。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毛泽东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把农村作为革命的主战场,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地主”,从而让中国农民实现了几千年来最大的梦——土地梦,为中国革命赢得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农民革命是毛泽东成功的基础之一。延安时期,中共成员大多是农民,上阵打仗的几乎都是农村兵。在毛泽东导演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舞台上,农民做了主人公。有人统计: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77人,来自城市者6人,来自农村者71人,占总数的92.2%。新中国授予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计也是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3人,来自农村者74人,占总数的96.1%。

毛泽东用新词描绘共产党人追求的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中国古代词汇里,有“道德”这个老词。《论语》中有大德、小德之论,《道德经》中有上德、下德之辞,历代有公德、私德之说。这些老词不足以表达共产党人的革命的道德观、政治的道德观,于是毛泽东给“道德”这个老词冠以“革命”“政治”,转换意义,增添新义,加进主义,于是有了“革命道德”“政治道德”这样的词组。1939年4月8日,毛泽东在“抗大”演讲时说:“革命的道德,要有始有终。”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写作的《学习白求恩》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白求恩“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这篇文章中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极大地高扬了伦理道德主义。

“整风”是毛泽东为党铸魂的神来之笔,是“改造思想”之大举。毛泽东发明的“整风”一词,让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许多人的脑子反应不过来:“风”还能整?如何“开门整风”“关门整风”?“延安整风”,先是“学习运动”,然后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运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批判“党八股”,反对“本本主义”,怒目宗派,开创了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宗派”原来是褒义词,从延安开始词性大变,意义是为不正当目的而结成的小集团,成为贬义词,发凡于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毛泽东治军,抓住要害,無往不胜。“解放军”这个名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给人民军队官兵的定位是“人民子弟兵”。一首歌曲唱道:“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唱出了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毛泽东规定部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的细化和具体化。毛泽东手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部队内部实行“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生、经济民主)和“官兵平等”,对敌人则是“优待俘虏”,不杀降敌。军民矛盾是历史上的老问题,毛泽东倡导军地双方开展“双拥”(地方拥军优属,军队拥政爱民)活动,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毛泽东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建设成中国最有纪律的部队。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藐视敌人”“人民战争”“游击战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把人民军队打造成以弱胜强的部队。毛泽东提倡和擅长“政治仗”“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陈毅说:“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的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的创造。”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强些。”这句话后来被浓缩为“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这个颇具英雄气质的词藻,最终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功预言。

毛泽东总是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任务提出新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方针、政策往往由他创造的简明的口号、形象的词语承载。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开引一个时代。国共合作期间,他强调“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新民主主义”等,都是拨迷雾见方向的真谛。延安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提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艰苦奋斗”,使革命走出困局。解放战争期间,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激励了革命者的必胜信心。

中国共产党文化中还有个独特的辩证法:前进与曲折的辩证统一。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强大的“光明”意识。“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等早期文章,都是在最暗黑的时候,彰显“光明”坚信“胜利”。他常常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辩证法“向前看”的智慧。毛泽东将自己坚定的信念信心传达给广大革命者,使人们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看到方向,在失败中看到胜利的希望。

毛泽东创造了一些词语

毛泽东是新词汇、新概念的创造者,他的许多词语具有原创性。这些崭新的词语承载着他的思想及思想方法。

对于词语,毛泽东有一种求新的欲望、创新的本事、创造的技巧。他将许多深奥的政治语言,意识形态的大词,官场的专业术语,与中国古代的、民族的、农民的语言结合起来,揉搓一番,幽深者曲折以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横空盘硬语”,捏出一个又一个新词:敲打世界的词,引人上进的词,清洗思想的词,直指人心的词,自我游戏与游戏人间的词。他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他创造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纸老虎”一词。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采访时,发明了“纸老虎”一词:“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将原子弹、强大的敌人比作“纸老虎”——纸做的老虎,举重若轻,生动形象。毛泽东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通过一位恰当的人和恰当的传播手段,将“纸老虎”有力地推向全国乃至英语世界。“纸老虎”的论断,打破了“恐美症”“恐核症”。它蔑视任何强大的对手,极大地激励了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精神。

毛泽东把距离很远的“炮弹”和“糖衣”两个词捏在一起,造就一个新词“糖衣炮弹”。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在即将远离炮弹、远离死亡,走进城市、走向歌舞升平的执政红地毯的时候,毛泽东创造出“糖衣炮弹”:“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掌握权力、行使权力,周围都是权力的捧场者,革命者面临四方无事、天下太平、马放南山、意志松懈的危险,他鲜明地提出“糖弹”——“糖衣炮弹”这个词,警示和教导党内同志。

“朝气蓬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些新词都是毛泽东的原创,发生于延安,不袭陈言,独家炮制,毛氏风格,版权所有。

毛泽东擅长诗词,他在诗词中创造的新语丰茂累累。1925年,一首《沁园春·长沙》,连绵不断地打造出一串成语、熟语:万山红遍,百舸争流,谁主沉浮,峥嵘岁月,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真是:词词生造,字字珠玑,新警之极,像是词语的交响乐。《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浑苍凉。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胜利之时,写下的《念奴娇·昆仑》是一首裁截昆仑的大词,“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等新词“横空出世”。据统计,源于《诗经》三百多篇的成语有150多条,平均每两首诗中就生长出一个成语;毛泽东诗词中长成成语模样的句子比例更高一些,像《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念奴娇·昆仑》等,每首之中都制造出多个成语,在古今诗词中稀见也。

毛泽东颠覆了一些词语

毛泽东与一些老词语搏斗一番,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词语。

“土匪”“山大王”这类词历朝历代都是贬义词。1927年9月,秋收起義失败后,毛泽东果断地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当“山大王”,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搞土地革命,就要设法领导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弟兄。搞湖南暴动,如果失败了,不要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毛泽东化贬为褒,深刻地改变了“土匪”“山大王”这些个老词的内涵。人在土匪,诗在游击。做“山大王”的毛泽东,写了《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首词辗转传到上海,大文豪鲁迅读到了,他对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把鲁迅的话转述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国民党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称毛泽东为“毛匪”,毛泽东欣然接受,他领导的共产党就是要做 “山大王”“土匪”,让穷人翻身,为穷人打天下。

“斗争哲学”这个词,三十年代由国民党人创造,专门用来骂共产党的。国民党人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不少共产党人很反感“斗争哲学”这个词,毛泽东把它拿来用了,作为自己的哲学。他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马克思主义。”这就好比面对一支对手射过来的利箭,他潇洒地接过来,为我所用,顺手投向对方,置对方于死地。

“上帝”在基督教教义中,是唯一的最高的神圣的真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赞美诗曰:“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家乡。”毛泽东词典中也有一个“上帝”,是被他颠倒的“上帝”。他说,共产党人的“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毛泽东一生把人民当“上帝”,他相信人民这个“上帝”,忠于人民这个“上帝”,为人民这个“上帝”而奋斗。

“造反有理”這个词,是毛泽东的创造,也是他对“造反”一词的颠覆。“造反”从前是贬义词,从毛泽东开始,“造反”成为革命的词汇。

毛泽东对于词语还有一种颠覆,就是颠覆俗语。他常常使用一些貌似低俗,实则是老百姓喜欢的、属于世俗的语言来通俗地说明他的思想。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著名语录。革命词语也是一样,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毛泽东赞扬农民运动,其中说道:“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表达,是一种通俗化、文学化的表达。出身大户人家的女子朱明,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她说:“读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蹋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朱明投奔延安之后,参加延安整风,她的《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引起轰动,她对“在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由反感到不反感再到充分肯定,阶级立场变了。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经他这么一说,“牛粪”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政治符号。

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时说:“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呢? ”嘻笑怒骂,哄堂绝倒。他号召人们改正缺点错误,用了两个比喻:“脱裤子”“割尾巴”。“脱裤子”“割尾巴”这样的词汇在一些人看来,用词不雅,动作难堪。毛泽东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用这样触目惊心的词汇来刺激人们的神经。他还说,“有话就讲,有屁就放”,鼓励人们大胆讲话。对于坏人坏事,他提倡敢于斗争,用的一句话是“摸老虎的屁股”。他骂敌人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此等等,显示了共产党人使用“群众语言”时的生动活泼与无所顾忌。

毛泽东救活了一些词语

毛泽东说:“古人语言中还有许多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他说:“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化古典为今典,化古语为新语,在词语的变化与创造中为语言附魂,为时代立心。

“实事求是”是一句古语,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是汉景帝之子,他一生惟好研究古籍,收藏了许多善书,据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汉书》之后,“实事求是”这个词在宋儒书中时常出现,但在朝野文书中,在民间话语中,并没有流传开来。1916年,湖南岳麓书院的主事者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写成硕大的横匾挂在讲堂正门。青年毛泽东求学时,曾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就读,多次从“实事求是”横匾下经过,“实事求是”一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走上政坛的毛泽东,面对一些党人唯上、唯书、崇洋的行为,把“实事求是”这个词拿过来,给它注入新的精气神,表达他的新思想。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践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出发,从中央到地方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一刻,新思想使一个老词语受孕,“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文化品质之一。

“愚公移山”是个深藏于故纸堆里的故事。中国历史长,文献多,典故也多。《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和大多数寓言一样,很精彩,但鲜为人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以一篇《愚公移山》为一次伟大的会议划“句号”,也开启了共产党人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新征程。从此,古老的“愚公移山”故事成为一个具有红色含义的现代词语,在一个时期比“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梁山泊与祝英台)还普及,还有知名度。经过二千多年的成长,“愚公精神”终于长大成词,走出书本,进入大众。

再比如“赶考”一词。中国1905年废除了科举,“进京赶考”这个词也随之被废弃。毛泽东把共产党入主北京面临的执政考验,称为“进京赶考”。旧词复活。他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乃至整个地球为考场,以建立一个防范外国侵略和摧毁封建势力的现代化人民民主国家为试卷,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笔墨,以工农兵当考官,在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里,开启了一个政党的应考之路。

旧词新用,起死回生。毛泽东在对许多已经固化或死亡、毫无生气的词语的扬弃中,使之获得活力。

毛泽东挪动了一些词语

经过毛泽东的挪动,许多老词保有古典形式,但被赋予其新的政治含义,装入新的内容,已经脱胎换骨,以前的词义被大大拓展延伸,甚至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长征。王昌龄的《出塞》中,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名句。《宋史》里也有“长征”一词。但长征一词成为“世界语”,成为“英雄创世纪”,得益于毛泽东。长征“创造”了毛泽东,使毛泽东走上革命领袖岗位;毛泽东也“创造”长征,使“长征”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他的《七律·长征》为长征歌唱。他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诗的语言描述长征:“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使“长征”一词成为一个包含伟大精神、伟大事业和伟大意义的专用名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将文学语言成功引入政治语言的第一人。政治语言得到文学语言的帮助,如同包裹了一层糖衣,更有味道了。很难想象,没有毛泽东对长征的诗词书写和散文化的宣扬,长征会“走”多远,长征在世人心中会是个什么样子。

鱼水。诸葛亮隆中一對,使得玄德公慨然叹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毛泽东把鱼水的话拿过来,用于比喻军队与人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秋收起义时,毛主席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就能取得胜利。”以后的岁月里,毛泽东经常使用“鱼水”这个比喻:“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鱼水关系的比喻很形象、很中肯,它提醒革命者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党与群、官与民、军队与百姓的关系。

王道与霸道。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毛泽东用这一对老词来解说他的思想与主张。他在1941年9月10日说:“纪律是霸道,路线是王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943年10月14日他说:“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用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这是毛泽东创造的新王道、新霸道。

“班长”是部队中最小的“官”。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讲话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班长”这个词在中国共产党的词典里就多了一个义项:统领班子的人。

弹钢琴。弹钢琴大家都熟悉,毛泽东则赋予“弹钢琴”不同之新义。他说:“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从此,“弹钢琴”成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还有“看齐”一词,原本是军队的口令。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一个在操场上游弋的词语忽然获得了思想加冕。毛泽东把一个军事用语挪用于政治领域,一个军事口令变成了政治口令。

比较典型的是“孺子牛”这个词。“孺子牛”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哀公六年》,比喻如何疼爱儿女。鲁迅将一个沉默一千多年的“孺子牛”牵到当代人面前,他在1932年10月5日吟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自嘲》诗中的两句。毛泽东喜欢这两句诗。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这两句诗,并且脱胎换骨,把它推向更加辽阔的境界。毛泽东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孺子牛”从大户人家左丘明府里出生,经大手笔鲁迅调养,由驾车人毛泽东御笔点睛,神鞭赶出,于是乎,这头两千多岁的牛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牛,成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牛,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毛泽东喜欢创造格言式的句子

毛泽东的每一篇著作中,差不多都有格言式的句子,都有脍炙人口的句子,都有一些崭新而精彩的段落,这也是毛泽东文章的秘密——他的文本美学。“毛氏文章”中,创新的思想、独特的词语、丰富的意象,构成绝妙语录,使人过目难忘,流连忘返。这些美妙语录,有的是精研细磨的雕章琢句,挥毫落墨,点化而生,一字不可更改;有的更在临时脱口而成莲花,虽不经意为之,却犹如神助,达到的是精心润笔也达不到的效果。这一点,连许多所谓的文学家在写作中都没有这样的自觉,也不着意为之,或者是想疼脑壳也想不出来。毛泽东则是文不加点,随手拈来。这是读他文章如同参加盛宴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激扬文字,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一年他二十三岁。这种格言式的句子令人一眼难忘。“奋斗”成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关键词,也是他一生的精神写照。他经常说的是:艰苦奋斗,团结奋斗,努力奋斗,长期奋斗,英勇奋斗,合群奋斗,坚决奋斗,向前奋斗,为……而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永久奋斗。他在延安说过:“永久奋斗就是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汉口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闻名中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由此而来。这一声,打响了天地,打响了党人。毛泽东干革命,始终是一手抓住“枪杆子”,一手拿着“笔杆子”。又是文化,又是武化;“笔杆子”“枪杆子”并重,乃至将“笔杆子”当作另一种“枪杆子”。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以文武两手,打倒国民党,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源自《调查工作》(1930年5月)的著名论断,是毛泽东创造的最流行的话语之一。毛泽东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931年4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出《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是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深化。重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推动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文化的一大特色。毛泽东一生重视和倡导调查研究,提倡“读无字之书”“读无字天书”,要求革命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就是向实践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他说:“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下马看花”也是个新词,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在讲《实践论》时,讲到“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就得亲口吃一吃”;强调实践,调查研究,亲历亲为,让人印象深刻。中共重视并受益于调查研究,这让国民党颇为羡慕。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章作为学习文件:《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蒋介石说:“这次会议印发各位三个共产党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是何等实在、何等彻底……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不能作战。我们平时一点也不注意,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段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可惜国民党那一帮子官僚,到了也没有做好调查研究这篇大文章。

格言式的“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最为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1928年,他总结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形式上像民谣,内容是教人怎样打仗的,讲得从容不迫,有些游戏的味道,端的是好记、好传、好用、好操作,几乎无须思考,没有多少文化的士兵一听就记住了,一学就会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概括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这十六个字可谓“认识事物十六字诀”,既是认识论,又是一分为二的方法论,妙哉!1939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十六字,更像四言诗。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去掉一个“去”字,四四一十六个字,不影响语义。这四句话,组成一则完整的格言,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核心内容。如此简短好记、内容又丰富的声音,想不流传都不可能,必然风行。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他善于大破大立、破旧立新,在社会文化领域是这样,在语言词汇上亦复如是。毛泽东擅长政治修辞,既创造新词,又勇于“词汇夺舍”——在词汇的大家族中“打土豪分田地”,这使得“毛氏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标,这些词语在改造中国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同时,也成为亿万人中的流行语。

(作者有删节。注释略。)

(责任编辑:孙婷)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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