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窑庄间的深情

周荣池

高邮东大街的汪家大院曾是一处宽敞的院落,汪曾祺在《我的家》中回忆道: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家乡,一天闲走,去看了看老家的旧址,发现我们那个家原来是不算小的。……临街是铺面。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我们家在这些店铺的后面,占地多少平米我不知道,但总是不小的,住起来是相当宽敞的。

房子只是房子:有了人才是家,没有人就只是房子。生活在市井里的汪曾祺,过的是“惯宝宝”的生活,士绅品格是他精神的基本来源和特质,但并不因为环境和机缘如此,汪曾祺就与乡土无关。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分割,乡土是纯粹的乡土,而当时的城市也更多地包含着乡土的成分,没有成为完全典型的城市——即便在今天的高邮城,依旧还有形制和氛围如村庄而被称为城中村的地方。汪家所在的东大街,本就是城市与乡村的接口处,乡土以其强大的“侵入性”影响着城市本身——这是因为,乡土几乎是城市生活的来处,供养着城市所有故事的成立和延续。延续到汪家的内部,这个有着书香传统的家族,他们除了需要乡土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外,汪家大院依旧是有乡土质地的。这里有乡人,从家中佣人到药店雇工到门口见到的农人,特别是从乡下来的太太们,让这个家族有了太多与乡土融合的机会。

这样说来,即便是没有战火纷飞的时局变化让汪家偶然有了避祸乡土的机会,汪曾祺仍然有可能用优美的笔调写出类似于《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名作。他的文学世界里对于乡土的理解和介入,如今看来绝不仅仅是庵赵庄或者其他村庄这种地理空间的接口,而更多的是人心与人情的接口——庵赵庄的故事,岂不是因为人美,因为乡土之美么?

士绅阶层的汪家除了药铺营生之外,也颇有些田产,这也并非是这座城或这户人家的先例。在城市格局尚未完全现代化的时候,城市与乡土之间的相互依赖和慰藉才让生活有所为继。乡土对于城市的供养和支撑是由来已久且持续不断的,但城市对于乡村的反哺并未显得那么充分和必要,至于乡下人进了城,这是乡土对于城市建设的支援,而并非是受到了城市的帮助。因此,乡土与市井关系在中国更多的是乡土对于城市的哺育。这不仅是鱼水共存的关系,更是父母养育儿女的关系,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关系。

对于汪曾祺祖上所有的产业,这位被称为“黑少”的“惯宝宝”也并没有什么准确的认识,他的同辈以及后人对此也知之甚少。在《我的祖父祖母》中,他回忆道:

创业不外两途:置田地,开店铺。

祖父手里有多少田,我一直不清楚。印象中大概在两千多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他的田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年轻时他是亲自管田的,常常下乡。后来请人代管,田地上的事就不再过问。我们那里有一种人,专替大户人家管田产,叫做“田禾先生”。看青(估产)、收租、完粮、文地……这也是一套学问。田禾先生大都是世代相传的。我们家的田禾先生姓龙,我们叫他龙先生。他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是因为他骑驴。我们那里的驴一般都是牵磨用,极少用来乘骑。龙先生的家不在城里,在五里坝。他每逢进城办事或到别的乡下去,都是骑驴。他的驴拴在檐下,我爱喂它吃粽子叶。龙先生总是关照我把包粽子的麻筋拣干净,说是驴吃了会把肠子缠住。

汪家的田产在北乡,年轻的时候由汪家人管,后来由充当职业经理人角色的“田禾先生”管理。本来这个家庭通过土地的经营与乡土是有直接关联的,由田禾先生代理之后,汪家与土地的关系就成了一种资本概念上的联系,脱离了人与土地本来的原始依存。但作为家族生活的一项来源,“两千多亩”的土地在物质和精神上也是颇为重要的。汪曾祺记得的北乡只是一个位置的概念,因为在高邮当地,其时有“西北乡”的闵塔地区(今金湖县境内),又有东北乡的临泽等地,正北的界首等地,都是有名的古镇。汪曾祺说的北乡并非指这些有名的地方。作为老街上的孩子,他甚至连这些地方都去得很少。这自然是因为交通阻碍,也因为亲缘的关系——如果有亲人居住在那里,距离也不是问题。

在《鸡鸭名家》中,汪曾祺再次写到了“北乡”这个地方,并且同时出现了一个相对更为具体的地名:

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母亲葬在窑庄。窑庄有我们的一块地。这块地一直没有收成,沙性很重,种稻种麦,都不相宜,只能种一点豆子,长草。北乡这种瘦地很多,叫做“草田”。父亲想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农场,试种果树、棉花。把庄房收回来,略事装修,他平日就住在那边,逢年过节才回家。我那时才六岁,由一个老奶妈带着,在舅舅家住。有时老奶妈送我到窑庄来住几天。我很少下乡,很喜欢到窑庄来。

汪曾祺对北乡的回忆,终于在窑庄这个地方有了具体的落脚点。作为他母亲坟茔所在的地方,这个村落所承载的情感是复杂的。它甚至有某种“密码”的性质,是打开汪曾祺与自己家族世界的一个重要地名。汪曾祺三岁的时候,生母杨氏去世,这个连具体名讳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与家庭的精神牵连。据后来汪曾祺向家人求证,杨氏应属“遵”字辈,生有汪巧纹、汪曾祺等姐弟妹三人。至于窑庄这个地方,如今也似乎遥不可查,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记录。其庄名窑,当是与窑有关,东大街有窑巷口向北逶迤而去。询问当地人,此窑是石灰窑还是砖窑,也是分不清楚,但窑一定是有的——可见遗忘是一件很怕的事情。当年那么确切的一个地名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冷漠。1981年汪曾祺回乡期间,曾经在妹妹汪丽纹的指引下拜访过闫世俊老人。这位老先生曾因与汪菊生同有京剧之好而过从甚密,在汪家困难的时候,他还曾挺身而出。后来乡人姚维儒访故问旧,再经闫世俊回憶,草巷口、窑巷口等众多巷口大致皆往东北乡土地域而去,于是便有所谓的“北窑庄”——此地再往东北延伸扩展,便是当时东墩乡所在。北窑庄的地界应该属于东墩。北窑庄的土沙性重,汪曾祺的父亲想在此搞一个农场,而汪曾祺所说的北乡祖产“大概两千亩”的土地便在此处。汪菊生想在此种瓜也并非毫无来由的一时兴起,这大概是当地的一项“特色农业”。东墩这个地方,汪曾祺在《鉴赏家》中提道:

“四太爷,枇杷,白沙的!”

“四太爷,东墩的西瓜,三白!——这种三白瓜有点梨花香味,别处没有!”

在《故里三陈》中,东墩的瓜果再次被提及:

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

汪菊生的父亲置办家业有两个途径:一是买地,二是置办产业。产业是祖传的行医卖药,买地便是北乡的草田。其范围两千亩当然也不止窑庄一处。据查访,东墩境内的庵赵庄也有汪曾祺及其姑父家的土地和佃户,所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汪家去庵赵庄避祸也并非毫无缘由。既有熟识的佃户在此,生活生计上也多少有个照应。因此,汪曾祺所说的“北乡”实指当时东墩乡所在,具体的地点主要指北窑庄和庵赵庄。汪菊生是读书人,也是医生,他到北窑庄打理田地当然是因为亡妻。据汪曾祺的妹妹汪丽纹回忆,汪家的祖坟主要在两处,一处在北窑庄,一处在当时的孙厂。以东大街而言,孙厂在东南方向的郊野,而北窑庄则是西北而去的村落。汪菊生与杨氏感情甚笃,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回忆道: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她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砑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这些衣服我没看见过,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像当时时兴的“慕本缎子”。

汪曾祺母亲的家族杨氏一族在高邮城也是望族。汪母是大家闺秀,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回忆道:“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杨家多有名士,如杨芾。《高邮县志》载:杨芾,字若米,高邮杨家巷人,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军机处章京(人称小军机),得缺补任道台,是恭亲王奕䜣(咸丰帝之弟)的主要助手。汪曾祺的小说中,多有以杨家人为原型的人物,如《徙》里高北溟的老师谈甓渔,是由汪曾祺的曾外祖父谈人格与杨甓渔合二为一的形象;《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大有杨遵路与杨遵义两位名士的影子;《忧郁症》里又写了一位“杨六房的大小姐”等等。

杨氏去世之后汪菊生的种种行为,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深情,尤其是在北窑庄的生活情形,以及对汪曾祺的深爱,都展现了这位传统士绅为夫为父的本分和儿女情长。这种专注和深情对汪曾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一个生活可算是优渥的世家子弟而言,母亲不幸早逝及归葬北窑庄的童年经历,通过乡土的独特场域,让汪曾祺在田畝之中理解并学得了深情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对于汪菊生或者说整个汪氏家族而言,乡土只是生活的来源之一。汪菊生在田野的努力无论事实上取得了怎么样的收获,仍然应该将这种情形归纳为一种“精神地界”。他们毕竟不是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寄托。这种寄托表现的是独特的精神品质,更有可能是像陶渊明的“田园”。在这样的乡土世界里,他们是在隐遁,甚至是在逃避,但这种皈依又会比农人本身的依赖更具有迷人的精神品质。他们会在贫瘠的土地上看到光,这是一种士人的精神之光,是读书人在土地上读到的一往情深。对于汪曾祺而言,这道光是明亮的。在早年与父亲一起的生活中,他能够清晰地记得这些光亮照耀到的很多细节,多少年后它们依旧闪亮。在《我的父亲》中,汪曾祺记得: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实年)。我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令人欣慰和温暖的是,这种深情在汪曾祺的生母去世之后,依旧能够延续与生长。汪菊生此后两次续弦,对于其个人生活而言可谓多有波折,但两位繼母对汪曾祺也都有着很深的情分。这一点,汪曾祺在日后的回忆中是明确做了交代的。这两位女子都不是城里人,一位是南郊车逻人氏,一位是临县紧邻车逻的邵伯人。后者家业殷实,算是“大地主”,但对于汪家,特别是比之于名士辈出的杨家而言,应该还算是乡间人士。这两位继母对于汪曾祺的情分是格外深切的。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汪曾祺这样回顾这位张姓的继母:

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

张庄起源久矣!传言宋朝时,其先人由河南荥阳逃难至此,到清朝名盖一方。解放前,光布店就有五大家,各类商行、南北杂货等应有尽有,人称“小扬州”。张二房制作的陈瓜酒曾送往南洋参展。张庄又称公田张庄,后因为纪念烈士陈特平易名。张家从张庄迁到城里盖房子,周围有很大的桑园。汪曾祺觉得奇怪——其实这是车逻古镇的传统产业。这里历来有养蚕的传统,后世有规模更为大而专业的蚕种场。高邮种桑养蚕的历史久远,早在宋代,高邮人秦观就有第一部蚕桑专著《蚕书》传世,影响尤为深远。这大概对于诗书传家的汪曾祺来说“觉得奇怪”,但对乡人而言,并不怎么奇怪。

张氏虽为继母,但对汪曾祺尤为疼爱,张家对于这位大少爷也是格外重视的,这对于年幼丧母的汪曾祺来说是无比的温暖。在汪曾祺幼小的心里,这种温暖是具体的,是一种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是一种通过梦境抵达心灵的味道,是一种永世受用的深情。这种深情可能汪曾祺在自己生母身上也没有体味到,但生活给了他一种补偿,一种母爱的接续,这是一个孩子的幸运。在《我的母亲》中,他深情地回顾道:

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张家无疑是“重视”汪曾祺的,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继母将他搂在怀里的“重视”才更重要。虽然总是迷糊地睡着了,但是那种幸福是刻骨铭心的,比安息香的味道还要香。汪曾祺知道自己继母的处境:在张家她是不受重视的,这更让他对继母对自己的重视无比感念。一个人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定是从自己生活的环境里学习来的。这种学习对于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而言是重要的。日后人们说汪曾祺的文章是“人间送小温”,这温度的缘起大概便是他从小在生活里学习来的,是生活和亲人们给了他特别的深情。母亲早逝的汪曾祺是敏感的,他能感受到生活的不安,能够从生活的细节中体会到继母的不容易,也更懂得感恩。他对继母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是一种无从表达的深情:

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作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

张氏的生活境遇也的确不好,她是和自己的姑妈一起长大的。姑妈家姓吴,也算是她的继母。大概是知道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日后张氏对汪菊生前妻的孩子便大有特别的感情。“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张氏应该是深情和隐忍的,可是天不假年,她因肺病离世。汪曾祺记得,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强压住的”。

汪曾祺的第二任继母任氏,陪汪菊生走完了一生。<bdi 詩人。通经能文,尤工诗,善隶书。朱元璋称赞其“处理机要,屡献忠谋”,将他比作张良、诸葛亮。年少时跟随太祖朱元璋起义反元,被朱元璋聘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受命参与常遇春军务。明朝建立后,先后担任山东行省、陕西参政、中书省左丞、广东行省参政、右丞相职务。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受胡惟庸毒死刘基案牵连,被诛。

《高邮州志》载:“相公坟,不详其名、代,或曰丞相汪广洋坟也,其坟方三十余亩,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高邮城西茅港的相公坟为汪广洋坟只是一种揣测,州志没有定论,但他对故乡的深情是有定论的,当他在洪武三年归乡时,阔别十六年的家乡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他深情留下《过高邮有感》:

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存四五人。

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神。

行过燬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

惆怅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

故乡的一切都不在了,汪广洋当年的故乡如此,汪曾祺当年的故乡也是如此。一切人的故乡都会成为消失的记忆,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对家和家人的深情。正因此,古往今来的所有事实都会成立,而这一切不都是起于乡土而又最终归于尘土呢?

(责任编辑:孙婷)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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