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里的啸声

余志刚

说起魏晋风度,总绕不开玄学发展史上的那一片“竹林”。

三五之夜,月在天心,一群人在那里张灯高饮、抚琴啸咏,时而放言“三玄”,时而跳踉起舞。其热闹程度不逊于现代版的“江南style”,鸟叔们除了摇臂夹臀、扬鞭催镫,还会脱光衣服展示一下纯爷们的人体,在颠倒淋漓间“苍狼啸月”“蜀犬吠日”,甚或来几式“人翻马仰”“猪摔狗趴”,就像演绎仿生学的情景剧,众多“动物”厮缠在一起,玩疯了,乐翻了,笑抽了。

这台鸟叔组合,历史上称作“竹林七贤”。在各类可见的史学文本里,他们的行为,被冠以“特立独行,任意放达”;而作为此类“名士雅集”的策源地——竹林间发出的高声喧哗,则被定义为“纵情太玄,快意清谈”。

中原地区多高塬旱地,不利于竹子生长,历史上的这一片“竹林”,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寄托君子品格的诗化意象,曾让史学家们颇伤了一番脑筋——最后确证“距当时京师洛阳百余里”的地界,有一座北倚太行、南临黄河的山阳城,城外有山,曰嵇山,山下有竹林、竹馆、竹亭,是嵇康之兄嵇喜置下的产业。既然有根有柢其来有自,我们今天谈论“七贤”的事迹,至少在经济学意义上多了一张过硬的底牌。你想想,一群人啸聚“竹林”,不稼不穑、不事百工,上演吃喝玩乐“全武行”,做尽访道寻仙“春秋梦”,老一辈没点家底,口袋里没有叮当响的银子,还能瓦坛子里“做酒酿”——“作”得起来?嵇康的老婆是曹操的嫡孙女,称“长乐亭主”,享禄二千石,他自己又挂着“中散大夫”的闲职,有六百石的“政府俸给”——古代三十斤为均,四均为石,粗粗一算,老嵇家的年入库粮食竟有三十万斤之巨,可供养一千多个农民、几百户家庭。结合当时的GDP和CPI来考量,嵇康的赀财接近于富豪,在风柳怀春的“罗敷女”眼里,他无疑也是“开得起大奔、置得起别墅、挺得起腰杆”的三得牌口香糖,是含在嘴里喷香、留在心底甜蜜的男神。不止是嵇康,据《晋书》和《世说新语》记载,“七贤”中的阮籍、山涛、王戎、向秀都是“房屋连栋,膏田满野”,在魏晋交替的社会大变局中,热衷于圈地囤地,冲击屯田制、推动庄园经济兴起的急先锋。写到这里,想起网络里见过的一段“鸟儿问答”,问:“等我有钱了咋办?”答:“我要倒骑毛驴捡破烂。”弦外之音,无非是遗世绝俗、纵情自放的意思。再看《后汉书·仲长统传》里的一句话:“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竹木周布……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羊豚以奉之……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两样语境,不同的表述,其精神气息竟然如此相似!物质决定了意识,若真要探究“竹林七贤”的逍遥世外,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引作参考的。

其间有一个巨大的推手,那就是血腥政局的煎迫与摧压。

王勃作《滕王阁序》,说到人在逆境时应该“不坠青云之志”,突然冒出一句:“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挟大唐之青春朝气,把阮籍的不幸遭际当成了慷慨述志的反面教材。不错,阮籍爱信马由缰去郊外“神游”,遇到穷崖绝谷,总是驭马大哭而归。刚三十出头的阮籍,就像古装戏里的哭旦,把自己的人生、仕途、境遇哭得凄风惨雨、一片黯淡。同样是兴之所至的漫游,他年轻时曾登临荥阳的广武山,俯瞰楚汉相争的古战场遗迹,揽辔挥鞭之间,竟发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浩叹——斯情斯景,使人想起布衣刘邦,在咸阳城观看秦始皇出巡时的“慷喟明志”。江山代有栋材出,遍地英雄下夕烟,正是他们热血贲张的济世情、英雄梦,成就了山水窈窕的华夏文明,谱写着巅峰迭起的煌煌史乘。然而,相对于黑暗政治的形禁势格,孱弱儒生心里悄然燃起的,那一灯如豆的梦想又能照耀多远呢?“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阮籍的逸入荒径和扼腕穷途,恰好定格了历朝历代的青衿士子,从政治前台隐入溟溟林泉的仓皇身影。

这是个杀人如刈草的暴力时代。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到曹操控制中原以后的刑名之治,再到魏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集团的血腥火拼,被诛杀的名士、官僚、将领及其宗族姻亲如败草卧地,岂止百万。“正始之音”的创始人何晏、夏侯玄,刚刚还在朝堂内持笏清谈,退朝时已经血溅丹墀,被枭去了首级。大将军诸葛诞原是司马氏死党,受戮时也被“传首,夷三族”,其麾下數百人拒不跪降,一一见斩。明明是利益集团的角力屠宰,安上的罪名竟是“大不孝”!在全朝臣工俯首承命之际,有聪明人突然回过神来:如果吃政治饭是“与虎争食”,那么所谓“建功立业”,不就是向险犯死、以身饲虎吗?“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诗),还是留着条小命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吧!

“自古艰难惟一死”。怕死,也即“贵生”;活着,就是功德。你听,笋芽顶破坚硬的土地在悄悄拔节,雪朵儿打开晶莹的花伞在麦田里飞舞,自然如此美好,天地何等仁慈啊!嵇康家的那一片竹林,自此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喧哗。名士谈玄,撇不开《易》《老》《庄》,谈“有无”,谈“体用”,谈“易数”——较真时,翘起一把山羊胡子,吐沫横飞,声如喊牛;放松处,各自宽解衣衫,专心扪虱,呢喃不休。山阳城外的这一片山水,蔚映竹木之深秀,时闻清商之妙音,陡然多了几分高逸世外的仙风道骨。

玄学上位,儒学歇菜、礼法作废、圣人滚毬。名士们一时甩脱了缧绁,生命意识倏然回归,欣欣然揽镜自视:咦?里面是潘安,外面是潘岳,望之如神仙中人也!于是空前地热爱自己,热爱自己的限量版皮囊,热爱自己的奇思妙想,热爱一切欲望和冲动。这样的文化心理外化于行,就有了他们的“言行放诞”“醉酒嗑药”“纵情啸咏”以及“女性化美容”,习以为俗,遂成魏晋风度。

说到姿容,阮籍、嵇康是一对璧人。《晋书·阮籍传》称他们“容貌瑰杰”,站立时“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就算喝醉了,也是“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们身高“七有盈尺”,自是不乏丈夫气概,但肌肤、发式、衣装乃至步态,却多有女子之美。这样的龙章凤姿,自然有赖于“造化神功”,但也不能不受到时尚和社会风习的影响与浸润。曹丕的《典论》力挺“华丽”,引导了时人生活的“文艺范”,同时也开启了“审美女性化”的时代风声。那时的宫廷文人好施脂粉,入朝时步态蹀躞、锦衣曳地,身上飘散出阵阵香气。最具代表性的是正始年间的玄学领袖何晏,好“胡粉饰貌”,出入公众场所“动静粉帛不去手”,也就是时不时地要补补妆,走着走着又突然放慢了脚步,干什么?“行步顾影耳”。与他有得一拼的是大才子曹植,非但“妙有容姿”“着妇人之服”,身上还带有浓浓的“香奈儿”气息,走到哪里,哪里便是花香四溢的春天。这种香水为胡人所贡,气味刁钻、刺激,香氛一旦漫溢,朝中官员便都伸长了匹诺曹鼻子,先有急促的吸溜之声,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喷嚏驱雷策电般连续炸响,召开的“军机会议”紧急叫停,君臣之间嘻哈嘻哈相互逗趣,洋溢着安定团结的和乐气氛。按阮籍与嵇康的官阶,大概还享受不到朝廷的特供,“容饰”自然要简净朴素一些,饶是如此,赫赫才名更兼天赐颜值,也给他们的世俗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出门难、购物难、聚会难,行止坐卧都会受到“狗仔队”的盯梢和窥伺。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阮籍、嵇康曾相约去山涛家做客,山涛的妻子韩氏竟然在夜间 “穿墉以视”,在墙上凿个洞,乐此不疲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山涛问:“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韩氏答:“论才智情趣,相公比他们可是差远了!”韩氏讳言体貌姿容,却特别提到了“情趣”。有学者推测阮嵇二人有同性恋行为,不然那韩氏对着一个墙洞,何以要瞄了又瞄、不眠不休?所云“情趣”也者,想必是像西洋镜一样,一碟连着一碟,一境更胜一境,有悬念、高潮和情节起伏的。骊黄牝牡,失之皮相,宁信其无吧。

一个妇人,在丈夫的视域内居然可以夜窥男色!可见当时的礼俗之坏,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晋书·胡毋辅之传》里,记载了玄学名士胡毋辅之与其儿子谦之的一个段子:“谦之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醉,常呼其父字。某夕,辅之正酣饮,谦之窥而厉声曰:彦国(辅之字)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说儿子发现父亲在喝酒,先是直呼其名,然后责怪他老而无相,独自偷饮。父亲竟不以为忤,与之摆盏痛饮。这已经超出了儒家“血脉教养”的礼法关系,倒像是道教理念上的“志同道合者”了。“竹林七贤”中年资最浅的小学弟王戎,出身魏晋高门琅琊王氏,小时候受过不错的教育,但他却竭力鼓吹孔融的“父母发情论”,说什么:“子之于父,尝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同样,母亲与儿子的关系也如“寄物瓶中”,一旦把“瓶子”倒空,彼此之间就全无干系了。这样的“高大上”理论,竟比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父子天敌论”,还要生猛粗暴、尖锐骨感和一丝不挂。像刘伶之属,喝了酒脱衣露阴,在公众场合晾一晾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小而焉之,不值得一提了!

“行与世异,心与俗并”,这正是魏晋名士的分裂型人格。一方面投身山林、隐鳞藏彩,一方面又混迹官场、曳裾朝堂;一边厢高谈玄学、鄙薄世情,一边厢又贪恋酒肉、枕藉芬芳。“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阮籍诗),既然“龙蛇”当道,又一时舍不下尊贵的肉身,就只好“屈伸随其时”、游步与委蛇了。这里要花些笔墨说一说阮籍,作为“竹林七贤”中由儒入道、半仕半隐的“两栖人”,他在三十大几就“三仕三退”,厌倦于官场的波诡云谲;司马父子控制政局后,对他展开了接力式的“征辟”,猫戏老鼠一般盯视、呲牙、追扑,然后又是安抚又是怀柔,将其牢牢控制于伸“爪”可及之地……阮籍从一个太尉府的小秘书做起,官至步兵校尉,缄口不谈政治,“未尝臧否人物”,等于是一个不说话的提线木偶。司马昭欲遣人至阮府,为儿子司马炎“说聘”(阮有女美貌),阮籍竟然大醉六十日,把一场欢欢喜喜的“凤求凰”生生演成了荒腔走板的“黄梅(没)戏”。如此光景,还能有好的“政治生态”吗?司马昭曾问事于诸长史,说:“尔等可知,朝中为官至慎者为谁?”见没人接话,便自问自答:“惟阮嗣宗耳!”众官不明所以,诺诺称是。司马昭叹了口气,接着说:“岂不知嗣宗文采不输乃父,犹见胜于文举,是朝中股肱耳!”这一段散漫的闲聊,看起来涟漪不起,却字字见血,十分意味深长。他说阮籍之才不让其父阮瑀,为什么在朝中活得这样畏畏缩缩呢?因为有文举的前车之辙呀!文举者,就是建安时期,与阮瑀一起荣登“七子”榜单的孔融,因屡屡见忤于曹操,结果被毫不客气地咔嚓了!——隔山听雷,其声虺虺。

阮籍脱身无计,只好装疯卖傻,自造“山林”。

他玩得最纯熟的特技,是耍“青白眼”。看到比较顺眼的哥们,辄奉以酒肉、青眼相加;遇见世俗闲杂人等则一律翻以白眼,把眼珠吸进眼睑里,示之以白洋洋的“眼白”,表示不待见,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再就是行止无状,歌哭无端。除了前文所述的“穷途之哭”,他还热衷于给不相干的人哭丧。城区里有个少女因疾早逝,他竟戴麻签草,跑去哭了一天一夜。邻家开了个便当,有美妇当垆卖酒,相当于现在的开放式酒吧,他光顾多次以后居然停不下来,天天跑去喝酒,日日抱醉“K歌”,然后横身往人家脚边一躺,梦话连篇呼呼大睡。

上述带有轻喜剧味道的自导自演,若非老戏骨出场,没准会跑出角色、发生笑场。然而,这真的是在“演”吗?那泪滴里的悲情,酒杯中的沦落,歌吟间的撕裂,是“文艺人”凭借演艺所能抵达的境界吗?我们也只能在诗人的《咏怀》诗里,去寻味“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穷窘,体会他“胸怀汤火”、局天扣地、只求解脱,“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的凄绝和苍凉。

为了麻醉和“忘忧”,受到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胁迫”,他终于走上了“嗑药”(服食“五石散”)之路。

“五石散”(一称“寒食散”),是魏晋士大夫阶层颇为流行的养生补元之药,“五石散”据传是东汉圣医张仲景依照其《伤寒论》的理论精心研发的配方,由钟乳石、石硫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五种矿石合成,又杂以人参、白术、桔梗、防风等行气散风之材,研末成丸,服之能暖手足、强身心,伴有幻觉并产生快感。因材料比较名贵,加之制作工艺复杂,此药价格不菲,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财力底子,明白人是不敢轻易染指的。所以,那时候的士大夫碰面,看到对方脚底轻飘、行走如风,照例会问一句:今晌“食散”了哈?哼哈逗乐之间,多少有点炫富的意思。但“五石散”毒性极大,用药过程非常繁琐,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喝热酒,再配以活跃汗腺的远足(旅行),将“毒热”发散出去,称“行散”。据鲁迅先生考证,因“食散”后皮肤极易破损,所以魏晋名士爱穿宽袍大服且不事洗涤,时日一久难免抱虮笼虱,以致出现“扪虱而谈”的生动图景。事实上,因为“行散”的刚性需求,“五石散”的推广还直接导致酗酒之风盛行,推动了河洛地区的“全域性旅游”。

这便有了阮籍习以为常的“竹林之游”,以及访道问仙的苏门山之旅。

余秋雨先生在《遥远的绝响》一文,还原了阮籍拜谒苏门山的“游历”过程,文章写道:

苏门山在河南辉县,隐士孙登隐居其间。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阮籍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将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之间,缓缓地发出了一串啸声。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瞇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

阮籍下山了,刚走到半山腰,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显然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

《世说新语》说“阮步兵啸,闻数百步”,“啸咏”作为“竹林七贤”的立身之技,并非阮籍所独擅,它是当时士人抒发感情的一种音乐形式,“啸”为有声无乐之音,“咏”则是拖长了音调的吟哦。但“啸”不同于口哨,是通过蹙口运气迸发出来的舒缓长音。唐人所撰《啸旨》称其源自于道家,而魏晋名士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意义,一方面可以冲天一鸣,在气息吐纳之间宣泄满腹忧愤,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玄学的“言不尽意”,以一种彼此心照的“语汇系统”交流思想、释放情怀——尤其是那种蕴郁心头、不可名状的悲苦,盘结舌底、难以吞咽的疑问,不以音息盘旋的长啸出之、诉之、传达之,冗言俗语又岂可尽情!

苏门长啸,谷应风泣,云垂山立。

苏门山的一场啸声互应,完成了默然相契的心灵注视、臻于极境的哲学对谈,其直接成果是《大人先生传》的呱然落地。这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赋体散文,以高蹈世外的“大人先生”(孙登?)为理想范式,把礼法之士比喻为裤裆里的虱子,对他们的虚伪、龌龊、猥琐进行了快意的嘲讽。阮籍这样写道:“(裈中之虱)逃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汝君子之处寰区之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他说,那些可恶的虱子躲在裤裆缝和破棉絮里,以为占了风水宝地而沾沾自喜;蹑手蹑脚,勾头缩颈,以为自己循规蹈矩、奉公守法;逮着机会就大行苟且,选择人的关键部位深插口器、虎食鲸吸,以为肉山酒海享用不尽……这与寄生在体制里的伪君子、小人儒,无良吏胥、贪官狗官是何其相似啊!——曲尽春秋笔法,抖擞晋人风骨,揭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在魏晋易代的最敏感时期,炸响了一枚“摇撼纲常”的落地响雷。

文章做到这个份上,自然是凶多吉少了。

很快,在洛阳城外搭棚打铁的嵇康,被大理寺拿捕下狱。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打铁匠”,在铁镣加身时,还没整明白“摊上”了什么事。不错,他对庄子玄学抱有畸恋式的热忱,只想远离纷争与倾轧,耽于清虚与静泰,抚琴、操缦、挼于五弦,把小日子过得任性惬意顺乎自然;平日里喜欢架炉鼓                                                                                                                                        橐、起锤打铁,纯属于艺术化的私人爱好,也是服药“行散”的必要过程。据《世说新语》提供的素材,不妨回放一下这位“打铁匠”的工作情景:炭火像山花一般摇曳,橐龠轰轰作响,炉子里的铁块很快被烧红了、煨软了,只听铁砧上“镫儿”一响,一块红柿似的铁坯被钳到砧面上,“大把式”操起小锤轻轻一敲,这叫“叫锤”,“小把式”的大锤应声而落,然后小锤指哪、大锤打哪,小锤落下、大锤扬起,两个人一先一后,锤落砧应,工坊里传来清脆悦耳、时缓时急的叮当叮当声……给嵇康做下手的,是一个叫向秀的竹林名士,他们的默契和专注,使人想起劳动之美;而铁器碰击的动人音律,又将劳动过程带入了艺术的诗境。

按现在的流行说法,“康师傅”也算是“锻造达人”,“达人”在工作之外,难免一傻二痴三迷瞪。某日,中书侍郎钟会受司马昭之命,前来“考察”嵇康,“乘肥衣轻,宾从如云”,把场面搞得非常“上规格”。——如果嵇康能端正态度、做好接待,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组织部门的“明察暗访”也就一笔带过了。一阵马嘶镫响,动静不可谓不大,嵇康连睫毛也没抖一下,始终保持挺拔的身姿,不疾不徐地抡着那把该死的铁锤。钟会在一箭之外的树荫里观察了很久,见“对象”丝毫没有迎承的意思,朝随从做了个手势,准备策马离开。这时候嵇康说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是受了谁的旨意前来打探的?费劲巴力走一遭,又打探到了什么去?钟会也是捷才,马上回敬过来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跃马扬鞭,绝尘而去。

嵇康转过身去,用自己的一个巨大背影,对司马昭的“关切”表示了极大的轻蔑!

景元二年,发生了一件更为轰动的事情:被擢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的山涛,准备荐举嵇康接替空缺出来的吏部郎一职。嵇康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悍然与之决裂。山涛也是“竹林”中人,家口拖累较重,热心于仕途荣进,但为人谦抑、仗义,人称“璞玉浑金”。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一番好意,会带来断袍割恩之痛;他更不敢设想,此事竟还触动了高层的敏感神经——司马昭得到耳报,连说话都带了结巴:“竖子,叔夜(嵇康)!尔为之已甚,已甚!”嵇康抖尽俗尘,一身清高,我们今天如此动情地仰望他,却经验着心悸心痛,和潮水一般涌现的幻世苍凉。一念既执,锦绣弃绝;山林虽在,碧树凋落……

随着洛阳东市一曲《广陵散》的奏响,一座崚嶒的身躯化作了沉默的山阿。

他坐的是什么罪呢?史书记载,嵇康有一异姓兄弟叫吕安的,“安不孝其亲,致叔夜連坐也”。竟又是“不孝”!鲁迅先生究其原因,分析说:嵇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司马政权自诩“以孝治天下”,故以捍卫孝义的藉口杀之,是用礼教的鞋底抽打嵇康的脸呢!问题是,何以独举“不孝”而非“不忠”呢?嘘!倘若在司法上过分强调“忠义”,那接下来的篡位大戏还怎么开场,在政治伦理上也不好“立论”了!这就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包袱”一一抖开,该是倒霉蛋阮籍出场的时候了。

景元四年,傀儡皇帝曹奂下诏,“晋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司马昭固辞不受。这可如何是好?于是为群臣代言,炮制一份《劝进表》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阮籍身上。——自司马懿以始,可怜的曹姓小皇帝苦于权柄旁落,颁布类似的诏令已是家常便饭,既然想篡位,就给你搭个台阶,死活求个痛快好了!但司马父子自曹丕下世后,有“顾命”重任在身,岂可觊觎国家之重器?不受,不受,固辞不受。这种事情当然要“一看二让三不通过”,等功架做足了、火候熬熟了,再找个“合适的人”来做一番“合适”的劝进,才能缚伏人心,顺势上位。“朝廷”选择阮籍来完成这个“规定动作”,一是利用他的名士身份来堵塞“民谤”,再则,就是借机架一块“案板”,搓一搓他身上的几根傲骨。

未料交差的期限日近,“当家花旦”却玩起了躲猫猫。

司空郑冲带了一群“缇骑”四出搜索,最后在嵇康的一处别墅里找到了昏睡的阮籍。于是,“宿醉扶起”,强令其付笔拟稿。此刻的阮籍神情木然,已没了翻白眼的力气,按照指示“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刚刚放下笔墨,“哗”地喷出一口鲜红的血来。

时逢“六辰值守”,司马昭的晋封大典如期举行。鼓乐声里,一阵凌乱的马蹄踏碎了“银台门”的麻石步道,黄门太监气喘吁吁地传来一道讣闻:阮步兵阮大人故去了——!然而,黄钟大吕渐起,庄严、富丽的庙堂之音很快淹没了一切。

史学家们一直在追问,阮籍死于酒,还是死于药?到底是怎么死的?

笔者好奇,翻开了他的《为郑冲劝晋王笺》(即《劝进表》)——文章篇幅短小,辞藻雅正,但阿谀劝进之辞充斥全篇,谄媚取容之意贯穿始终。读到最后,骤觉胃酸反流、手脚冰凉。

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恶心”也是可以杀人的!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物我可泯,生死一如,人到了这个份上,还能有什么话说?

《晋书》第四十九卷,记录了阮籍留给儿子阮浑的一句遗言:“仲容(阮咸,阮籍侄子)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他说在咱家,爹跟阿咸都入了“竹林”,阿浑你千万不要犯浑,再学我们的样子了!

正是深秋,嵇康家的竹林开出了一片晃眼的白花。寒号鸟扑楞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条件反射地发出一声声啼叫:“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责任编辑:庞洁)

版权声明:三分钟阅读 发表于 2021年10月29日 下午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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